新 解《 福 乐 智 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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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解《 福 乐 智 慧 》

陈 学 迅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1070 年在喀什噶尔完成的《福乐智慧》,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突厥语文化和汉语文化交汇的结果,

并以三个抄本向西流传。它成功地用突厥语宣传汉语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修己按百姓"的儒学思想,充

分展现了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学用汉语文化,创造走向世界的崭新的维吾尔语言文化的民族精神!

关键词: 百年战争 中学西渐 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H2 文献标识码:A

古代西域乃今日之新疆,一直是多民族集居的地区,是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交汇的双语

区(或多语区)。公元 1070 年中原正是宋朝当政,这里的喀拉汗朝发生了一件中国文化史上

影响深远的大事,那就是当时著名的维吾尔学者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在喀什噶尔(今喀什

市)完成了惊世名著《福乐智慧》。

《福乐智慧》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它到底在追求什么?它体现了维吾尔民族的什么精

神?自从 1947 年土耳其学者根据《福乐智慧》三个不同的抄本,出版了拉丁字母标音转写

本以来,各国学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研究《福乐智慧》,想触及这问题的本质。这里笔者想

从双语文化学的角度,重新解读《福乐智慧》,把作者心灵的追求和他代表的维吾尔族的民

族精神揭示出来。所谓"双语文化学"就是从两种语言(或多语)相互交汇的角度,考察两种

(或多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和规律,从区域宏观现象中把握各自语言文化变化和发展的

特征。这里之所以把语言和文化连在一起,是因为已故的美国学者萨皮尔(Edward Sapir)

曾说过:

“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

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


一、《福乐智慧》是多元文化的汇集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生于 1018/1019 年,正是喀喇汗朝东扩时期。《福乐智慧》成书

于 1070 年,消灭于阗佛教王朝的百年战争(公元 962----1062 年)已经结束 8 年。当时伊

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得到强化,客观上实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突厥语文化和汉语文化的交

汇。《福乐智慧》就是这三大文化交汇的直接成果。

首先,据统计《福乐智慧》使用了 500 个左右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借词,基本都是

伊斯兰文化的概念。真主“安拉”这个词就是从阿拉伯语借来的。按照伊斯兰教教规,凡事

开端都要赞颂至高无上的真主、赞颂先知和先知的四位同伴,《福乐智慧》开篇三章就是这

样写的。后面的第二十三章、第三十九章,以及两篇《序言》的开头也都是这样写的或有类

似的套句。《福乐智慧》全书飘溢着浓烈的伊斯兰文化的气息。

其次,《福乐智慧》全书是用古回鹘文写成的,据统计使用了 5500 个突厥语(古回鹘文)

的根词和派生词,并写有大量突厥部落贵族、头领的诗文和格言,以及对当时的牧民、农民、

工匠、医生、诗人、黎民、仆役等基层群众生活的描述和评论等等,都属于那一时期的突厥

语文化。

其三,汉语文化。喀喇汗朝最初正都设在巴拉沙衮,这里原是古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

叶”旧地,公元 648 年唐朝曾在此设制。碎叶位于今吉尔吉斯的楚河边上,其名“碎叶”乃

是当地的楚河原文 quy 的谐音。这里是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喀拉汗朝的汗王自称“桃

花石汗”意思是“中国”的汗王。可以说,当时汉语文化对这里有着深远影响。《福乐智慧》

的《序言之一》直接写道:“此书极为尊贵,它以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装饰而

成。”这个“马秦”指的是当时是宋朝,“秦”指的是契丹的辽朝,两者都是中国。这个秦和

马秦通用的语言就是汉语。另外,《突厥语大词典》曾明确指出:回鹘人是当时操突厥语的

20 个部落中的一个,“回鹘人还有和秦人文字相似的另一种文字”----这里指的也是汉字,

因此,有外国学者认为当时喀喇汗朝人是“生活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中”,甚至推断作者优

素甫·哈斯·哈吉甫懂得汉语。这个结论没有错。

综上所述,《福乐智慧》是这三种语言文化交汇的结果。

二、《福乐智慧》是中学西渐第一奇书

《福乐智慧》原文为诗体,用古回鹘文写成,共发现有三个抄本,分别出现在阿富汗的

赫拉特、乌兹别克的纳玛干和埃及的开罗。从空间看,距中国一个比一个远,一直到了阿拉

伯文化的又一中心---开罗;在时间上,三个抄本从 11 世纪延续到 15 世纪。数百年来一直

向西流动。文化的流动永远是从这种文化的富集区向贫瘠区流动的。而这本书流动的地域面

积极大,从中国一直延伸到地中海南岸的开罗。这个地区不缺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福乐

智慧》中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就是从那儿传来的。这里也不缺突厥语文化,因为《突厥语大

词典》中所记录的突厥语地区就在这里。从新疆向西直到埃及开罗,所缺少的乃是《福乐智

慧》中反复阐述的汉语文化。作者在《序言之二》里还写道:

此书对于人们大有用处/特别是对安邦治国的君主/人君应具备什么条件/哲人在书中均

有论述/什么东西是君王的屏障/国家应有怎样的法度/国家的存亡原因何在/国家的兴衰是

何缘故。(第 34-37 双行诗)

原来《福乐智慧》宣传的汉语文化就是"安邦治国"的儒学思想。

现代中国正兴起一门新的学科--中学西渐,即专门研究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历史和影

响。张西平先生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指出,首

次将中国儒学译成拉丁文的是意大利的传教士罗明坚。他从中国回到意大利最早翻译的是

《四书》中的《大学》。这部书发表在公元 1593 年。而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用《福乐智慧》

宣传汉语儒学比他要早 500 年。中学西渐应该从《福乐智慧》算起。

三、《福乐智慧》坚持“和而不同”的哲学观

百年战争是中国境内发生的一场宗教战争,发生在公元 962-1062 年。这场旷日持久的

战争,对塔里木盆地西、南部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破坏,千百万人死于战祸,

或者流离他乡。今天从喀什到和田的路上,特别是英吉沙、策勒等地的古战场,到处留下了

当初战争的痕迹,青冢垒垒,麻札(维语:墓地)棋布,满眼凄凉……(参阅《中国新疆地

区的伊斯兰教史》第二章)

《福乐智慧》的作者在这场战争中度过了 44 年,为撰写这部诗作,他“离井背乡,漂

泊四处”,亲眼看到了百年战争给底层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之后,来到喀什噶尔才动笔写下

此书的。当时作者最先考虑的是战争的危害。第五章《论七曜和黄道十二宫》里这样写道:

“三者属春天,三者属夏天,

三者属秋天,三者为冬天所有。

三者为火,三者为水,三者为气,

三者为土,由此构成了宇宙。

它们之间,互相敌对,互相制约,

上天以敌制敌,从而了结了怨仇。

敌对的双方和睦相处,不再仇视,

消弭了仇恨,再也不去你争我斗。

万能的真主将它们一一纳入轨道,

使它们井然有序,各按正道行走。

如今再让我讲一讲人类的事情,

人的价值须从聪明才智中寻求。” (第 142-147 双行诗)

原本第五章是在叙述天体运行。他把古老的维吾尔哲学中组成宇宙的四元素火、水、

气和土,与四季春夏秋冬巧妙地结合起来,借用时令的交替,表明四元素谁也消灭不了谁,

只能按照真主造就的大自然的规律和谐循环,才能造就宇宙的存在。书中“敌对的双方”,

在那个时代只能是伊斯兰教和佛教,连年的战争给民众带来深重的苦难。所以这一章实际是

隐喻人类自身应“按正道行走”,应该消弭仇恨和停止战争,作者在这里是呼唤人和人之间

的宗教不要“你争我斗”,应该“和睦相处”,实际上这是汉语文化中的“君子和而不同”的

思想表现。他把“和而不同”的哲学观,放在了全书的领先位置,以此呼唤停止战争,这是

解读《福乐智慧》真谛的钥匙。

四、《福乐智慧》呼唤"以神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化

伊斯兰教信奉真主,认为真主是“万能、独一的”,认为他创造了苍天、大地、日月和

夜晚/创造了白昼、岁月、时间和万物/他意欲什么,就创造什么/说一声“有”而万物齐备。

《古兰经》是穆斯林的最高信典,打开每一章都是神的声音。如果不崇信真主,就要堕入火

狱。所以伊斯兰教和《古兰经》是以神为本的。相反,《福乐智慧》则是人在说话,是通过

日出、月圆、贤明和觉醒四个人物在说话,专讲人际关系,讲君王如何对待大臣、将军、御

前侍臣等属下构成统治集团的十种人,以及如何对待黎民、圣裔、哲人、学者、医生、巫师、

圆梦者、占星士、诗人、农民、商人、牧人、工匠、贫者和仆役等构成平民阶层的十五种人。

全书有许多章节,连一句真主的话都没有提,这和《古兰经》形成强烈对比。《福乐智慧》

始终在强调人的作用。这一点集中表现在第五章的最后四行诗里:

“万能的真主将它们一一纳入轨道/使它们井然有序,各按正道行走。

如今再让我讲一讲人类的事情/人的价值须从聪明才智中寻求。” (第 146-147 双行诗)

在赞美真主的“万能”以后,作者把笔锋转向人类,要人们自己去寻求自己的价值,客

观上是在启发人们进行这样的思考:既然真主已是“万能的”,那还要人去寻求自身的价值

干什么?既然要人们去寻求自身的价值,那真主就不是“万能的”。所以在第六章里,作者

立即论述起《人类的价值在于知识和智慧》来,公开向世界宣告:

“谁若有了智慧/谁就受到尊敬/谁若有了知识/就能获得高位。” (第 154 双行诗)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距离就在于有没有知识。” (第 201 双行诗)

这里,《福乐智慧》已经把人的努力和勤奋推到前面,把真主的“万能”放在次要地位,

所以,《福乐智慧》实际上是在召唤自己的同胞,应该运用自己的力量去增加知识,去改变

现实生活和命运,所以,《福乐智慧》实际上是一本呼唤伊斯兰教进行改革,要从“以神为

本”向“以人为本”过渡的宝典。

五、《福乐智慧》用古回鹘文弘扬儒学思想

只要把《福乐智慧》与《古兰经》和儒学的经典著作,摆在一起研读,就可以看到《福

乐智慧》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儒学的核心是“仁”。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修己”和“安人”。“仁”从人从二,二

人相处就需要行为规范,孔子认为“爱”就是相互共处的准则。因此,“修己”就成为首要

问题。“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没有“修己”就不可能“安人”和“安百姓”。

百年战争以后,喀喇汗朝客观上面临一个如何治理的问题。《福乐智慧》的作者为此专

门写了第二十八章《贤明论国君应具备的条件》,这是全书中内容最长的、最核心的一章,

共计 31 页,260 双行诗,专谈安邦治国的首要条件,即提高国君的品德素养,因为“一国之

主走什么路径,臣民们也都紧步其后尘”,“君主的心术不正……它会危害黎民”。《福乐智慧》

要求国君“办事应当以知识为始”,“善推行良法,保护黎民”;“要知耻知礼”,“以自己的善

行造福于众人”;“必须回避”急躁、悭吝、暴怒、刚愎自用和言而无信,要“戒酒”、“戒色”

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即“安人”、“安百姓”的前提是“修己”。这里无一

不是汉语儒学的思想。此书中还专门分章写了君王应该如何对待直接为他服务的 9 种人,和

构成百姓的基层群众。比如:

对待黎民:“也要和他们交往,哎,兄弟,莫要使他们缺衣少食。”

对待哲人学者:“要十分爱戴他们,尊重其意见,或多或少学其知识,探讨钻研。”

对待农民:“你要和这些人很好交往,生活中不会为吃喝忧伤。”

对待商人:“对待他们应该慷慨大方,你的名声由此而四处飞扬。”

对待牧人:“他们实在是造福施利之人……应好生对待牧民。”

对待工匠:“与他们往还,与他们交际,使他们喜欢,你也喜欢。”

特别在对待贫者和仆役上,那是充满了仁爱之心:

“此外还有一贫如洗的百姓/你要为他们施舍,多举善行。”

“要好生对待你手下的仆役/供他们衣着,供他们饮食。”

所有这些都表明,《福乐智慧》的作者反对暴政,主张仁爱,憧憬一片“人和”的气象。

只有“人和”才能使民生得以恢复,经济得以发展,才有人的价值,这是百年战争之后正是

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怎样才能通向这条道路呢?作者认为“世人学得了知识美德,自能行

为善良,品行端正”,所以国君要“以知识引导黎民”,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

这距离就在于有没有知识”,“知识的意义为何?知识为你作答:有了知识,身上的疾病就会

消退”,“谁若有了智慧,谁就受到尊崇,谁若有了知识,就能获得高位。”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要办教育。这一切都对儒教的“有教无类”做了最好的诠释,也是以人为本的最好体现。

《福乐智慧》的真谛,在于它用古回鹘文弘扬汉语文化,这也是《福乐智慧》最具分量的特

色。

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看,《福乐智慧》向西传播的三个抄本处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

其中一个回鹘文抄本,两个不同文体的阿拉伯文抄本,可见其影响巨大。可以肯定,由于是

传抄,所以抄本绝不止三本,因为《福乐智慧》是伊斯兰文化中第一本讲述国家治理的典籍。

就在《福乐智慧》于 1070 年成书的时候,吉尔吉斯草原的塞尔柱突厥部族已在巴格达控制

哈里发权力机构,建立了塞尔柱王朝(1037--1300 年),那里出现了第二本这样的典籍《治

国策》。这本书是塞尔柱王朝著名的宰相尼扎姆·莫尔克(公元 1018-1092 年),在回历 479/

公元 1086 年受国王马立克沙委托而写成的,共有 50 章。拿《治国策》与《福乐智慧》比较,

两书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治国策》中有以下章节:

第 3 章《关于举行纠错扬善、主持公正的觐见》

第 5 章《关于拥有土地者及对农民待遇的调查》

第 6 章《关于法官、传道士和监察员以及他们活动的重要》

第 9 章《关于封疆君主及其津贴》

第 14 章《关于不断雇佣信使和交通员》

第 15 章《关于留心在酒醉时和清醒时颁布口谕》

第 16 章《关于王室管家及该职的重要性》

第 17 章《关于国王的好朋友和密友及其为人处世》

第 18 章《关于向博学和经验丰富的人请教》

第 33 章《关于惩处犯错误的身居高位者》

第 35 章《关于如何准备一桌美味佳肴》

第 37 章《关于对农民状况及其摊派采取谨慎态度》

第 38 章《关于国王不易草率处理事务》(详见尼扎姆·莫尔克:《治国策》,云南人民出

版社 2002 年版)

所有这些内容从题目就可以看出,《治国策》显然是受了《福乐智慧》的影响,两者所

不同的是:《治国策》不是诗歌体,而是散文体,因此叙事更具体、更详细。其中一部分是

宰相尼扎姆·莫尔克个人处理国事的经历,一部分是伊斯兰教史上其他君王名人的业绩。《福

乐智慧》的《序言之二》里曾明确提到“伊朗人称它(指《福乐智慧》)为《诸王之书》”(第

30 双行诗)。有趣的是尼扎姆·莫尔克本人就是波斯(伊朗)人,难道尼扎姆·莫尔克就是

《福乐智慧》书中所说的那个“伊朗人”?要知道《治国策》和《诸王之书》两个书名,以

及其有的内容,实在太相近了! 《治国策》于回历 484 年/1091 年编辑成书,大约于回历 498

年/1105 年--505/1112 年出版。有材料证明,这本书的内容直接影响了 1523 年意大利文艺

复兴时期出版的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详见马基亚维里:《君主论》,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这比公元 1593 年出版罗明坚翻译的《大学》,要早 70 年。由此可见,中学西渐最初

始于《福乐智慧》对欧洲间接 发生的影响。我们应该把握住《福乐智慧》西传的脉络,真

正确立它的崇高历史地位。

六、《福乐智慧》奠定了维吾尔文学的创新传统

喀喇汗朝正是伊斯兰教进行东扩的时代,在“圣战”的影响下阿拉伯文字母逐渐代替原

有的回鹘文,由于大量的阿拉伯波斯语的词汇进入,用阿拉伯波斯语写作已经成为新的时尚。

但在这大潮流下作者依然坚持用回鹘文写作,文中还大量引用东方突厥各部落首领的格言,

充分说明作者无限热爱自己的母语文化,而且还成功的完成了《福乐智慧》如此辉煌的创作。

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福乐智慧》因用回鹘文写成,自然带有古代回鹘文学的特点,拿它与公元 8-9 世纪成

书的《弥勒会见记》译本比较就可发现,两者的情节虽然都比较简单,但《福乐智慧》的文

学技巧有所突破。《福乐智慧》用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把喀喇汗朝的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用

四个人的对话来表现。众所皆知,诗歌在文学发展史上处于最早的阶段,而《福乐智慧》虽

然是诗歌体,但却有了情节、对话和冲突。如果仔细分析全书的结构,就可发现章节之间,

人物的承上启下方面,逻辑极其严密。至于说到全书的结构设计,作者是在高度赞颂真主、

穆圣和四个伙伴的伟大之后,在高度赞颂英明的布格拉汗之后,巧妙地用当时人听人爱的诗

歌劝阻战争,呼唤人的价值,颂扬汉语文化的儒学思想,这是作者极高智慧的完美体现,是

一种无畏的创新精神。实际也充分证明《福乐智慧》完全被广大的伊斯兰文化区接受。《福

乐智慧》不愧是是古代维吾尔书面文学的奠基作。勇于创新应该是维吾尔文化的一个传统。

七、《福乐智慧》证明西学东渐的初始阶段在新疆

这里必须指出,喀喇汗朝时期,阿拉伯文化不仅给当时的西域带来了伊斯兰教,它还带

来了欧洲的早期数学和天文学。比如《福乐智慧》第三十五章里这样写道:

“记账人要学会四则运算/专心致志与核算的事情。

掌握了四则运算之后/还须把几何学习精通。

几何学是门精细的学问/用它可把天地计算分明。”

在第五十五章里,还提到要学习倍数、比例、开方、代数方程和欧几里得几何等数学。

早在 1000 年前,即公元 9 世纪中叶,强大的阿拉伯阿巴斯王朝(750-1258)开展的百

年翻译运动,就已经把希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译成阿拉伯文。这要比中原明朝的徐光

启(1562.4.24-1633.11.8)翻译欧洲的《几何原本》六卷集和开拓天文测量,早了 500 多

年。《福乐智慧》中的这些描写,表明作者是学过有关几何和天文学的,否则是不会写进书

的。笔者认为,所谓的"西学东渐"的初始阶段应该在新疆,《福乐智慧》的记载就是最好的

物证。但重要的不是证明,而是为什么这些传进来的几何、代数原理没有在新疆发展成现代

科学,究其根源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因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始终没有发生欧洲那样的文艺复

兴运动,把人从神权下解放出来。阿拉伯世界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一直很慢,这种状态一直延

续到现在。整个中亚、包括新疆不能不受它的影响。以喀喇汗朝为例,百年战争的最大的损

失,就是毁灭了灿烂辉煌的古代佛教文化。于阗乃是古代维吾尔佛教文化中心之一,这里的

医学曾经很发达。公元 8 世纪,唐朝天宝年间,于阗有名医比吉·赞巴·希拉汗受聘进入土

蕃的西藏,担任王室侍医。当时的土蕃信佛教。希拉汗先后为两代藏王服务,并将自己所著

的《医学宝鉴》等十余种医书译成藏文,又与他人合作,写成《汉地脉诊妙法》、《穿刺巧术》

等 30 余部医药著作,在他返回家乡于阗前,曾将有关人体解剖的书籍和包括诸论治疗、切

脉秘诀等内容的医学巨著《黄色比吉经函》一起献给藏王。由此可见,早在 1200 年前,于

阗的先民中就洋溢着崇尚科学、刻苦钻研的精神。遗憾的是,百年战争毁掉了佛教,与佛教

紧密相连的医学自然受到严重摧残。许多珍藏在寺庙里的医书被毁,现在只有在西方图书馆

里才能找到被挖出盗走的古回鹘文的佛教医书残本。为了挽救古老的维吾尔医学,优素甫·哈

斯·哈吉甫在《福乐智慧》书中写了一章《论如何对待医生》,专门向君王呼喊:“医生乃是

有用之人/要更加亲近,莫亏负他们。”可能正是因为有了作者的呼喊,才使于阗的古代维吾

尔医学延续至今。

八、《福乐智慧》现行本中有赝品

现行的《福乐智慧》的版本,囊括了三个抄本,共计 6645 个双行(13290 行),多于纳

曼干本的 6095 个双行,但这不是《福乐智慧》的原本。其中有些内容明显违背了原作者的

创作思想,换句话说,凡是违背作者原意的那些诗句都是伪作和赝品,是后抄者加上去的,

应该把它们全部删去。有人会问:这可能吗?笔者回答:这是事实。至少第七十二章中就有

伪作。这一章的标题是《贤明对国王论治国之道》,内容前面的第二十八章早已论过,按理

无需再论。其次这一章完全有悖于作者的原意,比如文中竟然有这样的诗句:


“要屯集重兵,发动圣战/圣战中捐躯虽死犹生。

焚毁其家园,捣毁其佛像/废墟上把教坊、清真寺建成。

掳掠其子女,做你的奴婢/缴获其财物,使宝库充盈。

要推行教典,为穆斯林开路/如此你才有赫赫威名。”


每个有理智的人,读到这里禁不住会想到被塔里班毁坏的阿富汗的巴米杨大佛。这些诗

句明显地与“秦地哲士的箴言和马秦学者的诗篇”思想不合拍。被作者称为“睿智而博学”

的马秦的君主,决不会为此去赞扬《福乐智慧》,因为这有悖于汉语文化的“和而不同”思

想,更何况马秦那里信仰的还是佛教。更重要的是其内容和前面的第七十一章完全不能和谐

相连。第七十一章为“觉醒对国王的告诫”,真实反映了作者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作者这样

写道:


“国君啊,你好比一位医生/庶黎们的病痛需要你医治。

有的人倍受欺凌压榨之苦/有的人拮据贫困,满怀愁绪。

有的人无食,有的人无衣/有的人愁肠满结,呻吟痛哭 。” (第 5241-5243 双行诗)


“国君啊,你要清醒又清醒……

莫与他人为敌,莫伤他人之命……

对一切人等均应慈悲为怀,

莫施害于人,迷失了正路。” (第 5257-5262 双行诗)


这里描写的都是百年战争留下的惨景。笔者不相信,一个大声疾呼“敌对的双方”要“和

睦相处”的人,一个想帮助君王“安邦治国”的人,一个抱有“对一切人等均应慈悲为怀”

信念的人,会鼓动君王去继续“圣战”,去掠夺财富,去杀人抢劫。这不合逻辑。要知道,《福

乐智慧》的拉丁文本是土耳其学者整理出来的,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不了解,《序言之二》

里有一句很关键的话:“此书对于人们有益无害/众多突厥人不明其意义。”土耳其人就是“突

厥人”的一支,作者已经明确说出他们对《福乐智慧》“不明其意义”,所以土耳其人整理的

《福乐智慧》不可能不出问题。我们有责任组建一个专家组,重新校对三个传抄本,剔除那

些与作者原意不合的诗句,重新编著一本符合作者原创思想的《福乐智慧》。

九、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是忠诚的穆斯林信徒

《福乐智慧》在高举伊斯兰教义的旗帜下,宣传汉语儒学的思想,这一行为违不违背伊

斯兰教规?回答是:不违背。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伊斯兰教最早是从海路传入中国的,时间

是 7 世纪。在穆圣创教以前,阿拉伯的商船就不停地到过中国。穆圣在跟着伯父经商,长途

跋涉在阿拉伯半岛时,肯定接触过到过中国的商人,听说过当时中国唐代的种种文明和繁荣。

尽管穆圣本人未到过中国,但在他的意识里,已经有了要学习中国的思想,所以他有“圣训”,

告诉伊斯兰教的教民们:“有知识远在中国,亦当求之”。中国可能是穆圣告诫穆斯林们唯一

要学习的地方。优素甫是真正忠实履行穆圣这一训导的圣人。他不仅“求”了,还把所求汉

语文化的写成了书,并通过后人,把它送到了西部整个伊斯兰教文化地区。凭就这一点,《福

乐智慧》就足以引起所有中华民族的现代人们的无限崇敬!

结束语:《福乐智慧》的维吾尔民族精神

综合分析《福乐智慧》,这本书给我们的启迪实在太多了。

比如有人撰文,认为学习汉语就是要消灭维吾尔语言文化。这是莫大的误解。《福乐智

慧》的历史地位能得到整个伊斯兰文化世界的确认,正是它汲取了汉语文化的精华----儒学

思想,而真正要消灭古代维吾尔语言文化的是百年战争中那股发动“圣战”的宗教狂热。

《十六大政治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维吾尔

族是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她能屹立在神州大地,绵延千年,必定有她的独特的民族精神。

这个民族精神已经充分地体现在《福乐智慧》这本书里,那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维吾尔

族始终在追求生存和发展,维吾尔语言文化具有巨大的潜力,它把汉语文化当作自己发展的

重要资源,与汉语文化一起共生,从而创造了走向世界的崭新的维吾尔语言文化。《福乐智

慧》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典范!


参考文献:

[1] 《福乐智慧》,民族出版社 1986 年汉文版。

[2]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张西平著,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

[3]《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4]《中国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史》,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一册。

[5] 《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6]《侨网》2002 年 10 月 11 日文章《维吾尔医学简史》。

[7] 郑球柏:《论语通解》,长征出版社 1996 年版。

[8]尼扎姆·莫尔克:《治国策》,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Wisdom Of Happiness

Chen Xuexun

(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njiang Univ., Urumqi 830046, China )

Abstract: The great book, The Wisdom of Happiness, was accomplished in Kashkar by Yusuf Has Hajif

in 1070A.D. It reflects in itself a combination of Arabic Islamic culture, Turkic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It successfully popularized Confucian philosophy among the Turkish ethic groups and was spread

westward in three versions. The book is a good example of the manifestation of Uighur national spirit of

improving national culture through lean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Key words: the war of a hundred years, the westward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national spirit.

收稿日期:2004-12-6

作者简介:陈学迅(1943--),男,新疆乌鲁木齐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