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夏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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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夏到中国(全)

冬川豆


2016年3月27日14时至17时,阿姨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作了迄今为止他在中国大陆最后一次公开演讲——《从华夏到中国》。与同名著作不同,此次演讲真正集中梳理了“华夏”、“汉族”、“中华民族”、“中国”等重要概念的产生与演变,立意深远。阿姨同以往一样,即兴演讲,娓娓道来。冬川豆在此发布演讲录音整理稿,并加以精校注释。全文五万余字。感谢场记三马兄。




(一)诸夏


我们所知的历史都是东亚地区各个族群的居民在不同时期,对自己进行认定和对自己所在的世界的结构进行建构的产物。我们知道,就现有的考古学证据而言,最早的文明产生在西亚的肥沃新月地带,也就是现在从以色列、叙利亚南部到伊拉克北部这个地方。这块地方,如果把它画出来的话,整个形状像是一钩新月。新月的左边那个部分在以色列,右边那个部分在伊拉克北部,月牙中间的部分在叙利亚和约旦本部这个地方。这里是世界上考古遗址最多而且时间最早的地方。就现有的证据看,全世界所有文明都是直接或间接从这个圆心产生的;离这个圆心最近的地方,是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它们是第二批被文明波及的地方;第三批则是印度河流域和希腊;然后才是远东。所以我们所在的东亚这个半岛,在地理上是一个相对比较隔绝的地方。在第一波文明产生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没有像样的陶器和建筑物。等到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器文明开始产生的时候,西亚地区第一波文明国家已经产生和衰亡了。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大概有三千年左右。

就现有的考古学证据看来,文明向东传播的顺序大概有两条路线:一条是通过两河流域到中亚,然后穿过塔里木盆地向东进入中原地带;一条呢,也是从两河流域出发,经过印度河流域,通过印度、缅甸,西南一线,进入巴蜀、安南,然后波及长江流域一线。这两条文明线,在它们开始的时候都是多族群性质的,其文明的先后次序和发达程度,大体上跟它们距离文明中心区的距离成正比。例如像巴蜀地区,所谓的三星堆文明,在它的青铜器铸造技术达到最高峰的时候,中原地区的遗址还基本上既没有像样的建筑物也没有像样的器物。在太阳神庙和巴蜀地区的祭祀仪式已经非常隆重的时候,河洛地区的遗址基本上还是辟邪式的。


▊今人复原的古蜀文明祭祀场景

像武汉附近、江汉平原附近的遗址,基本上是只有一米多甚至不到一米多的土墙围起来的一些东西。而半坡村那些被认为可能是先秦时代文明起源的东西,其实呢,就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村落,然后村落的居民在地下挖了一个地洞,然后在地洞上面盖了一些茅草。一个这样的圆形的地洞再加上茅草屋顶,住上几十个人,这就是当时的黄河流域文明的最高体现了。而与此同时,在两河流域地区,前亚伯拉罕时期的各个城邦,已经产生出非常完善的建筑体系。乌尔(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之一,约七千年前苏美尔人开始在乌尔定居,六千年前形成系统的城市体系,五千年前发展成强盛的城邦)在洪水以前的遗址,至少有二十二层。即使是在最早层面的遗址当中,当地的市民也有相当于现在美国花园洋房那样的建筑,有两层的小楼,有花园,有附近的菜园之类的。当地市民的生活水平跟半坡村那些穴居民的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法相比。

等到青铜器和战车技术最终传入中原的时候,就产生了我们所知的殷商。殷商所在的东亚大陆,仍然是一个多族群、多文化的破碎结构。就我们在现在殷商各个遗址发现的骨骼来说,这里面种族结构是相当复杂,因为我们在殷商和殷商以前的遗址看到过身材接近两米的巨人型居民,也见过身材非常矮小,一米五都不到的小人型居民。有些骨骼上面,留下了明显的红发或者是其他一些白种人的特征,跟现在的居民结构极不相同。可以合理推测,当时即使黄河流域核心区的居民,也处于多个不同的种族集团和文化集团。


▊战车传播地图

当时并没有所谓的“华夏”,更没有所谓的“中国”的概念。当时殷商时代普遍使用的概念就是“方国”。方,本身带有方位的意义,可能与殷商的祭祀体系有关;国,意思很清楚,照方块字的造字方法,它是一个城墙围绕着一个持戈武士的形象,也就是说,国就是武装力量保卫的一个城堡。有城堡保卫的地方就是国,没有城堡保卫的地方就是野。有国,就表明了这个地方已经存在了成型的统治集团和武装集团,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他们存在着阶级和国家,因此他们存在着文明。方只是代表一个大的方位,例如有鬼方、羌方、人方、盂方之类的词,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地方,例如人方或者盂方代表了殷商的东部边界,鬼方则代表了殷商的西北边界,诸如此类。显然这也跟殷人自己的祭祀体系中对宇宙结构的看法有关系。一个方只是一个大致上的方位,它包含着许多各式各样的不同的国。而国呢,则是一系列不同的具有统治能力的不同的政治集团,它们跟殷商之间,时而敌对,时而同处。

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没有发现“夏”这个词的存在,尽管大量的甲骨文残片已经被解释出来,但是无论是早期的殷还是后期殷周并列的时代,各国当中似乎没有哪一个自称或者被称为夏。我们从比较后期,西周末期和春秋早期的文献看,周人认为自己和夏有一定关系,甚至认为自己可能是从传说中夏的核心地区——汾河流域,迁徙到关中平原的。但这些证据都是比较晚出的。在殷商中叶,周人开始出现的最早时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周人承认过有夏或者说是自认为跟夏有关系。而夏这个词大规模开始使用,还要到春秋早期。这时周室已经东迁,由殷周两族共同组成的诸侯世界,开始把自己称为“诸夏”。诸夏这个词之所以产生,从它产生的背景上来看,主要是为了把自己和其他不属于殷商居民后裔共同体的其他部落区别开来。“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也是在这个词[产生]的时候开始产生的。“中”和“国”这两个字第一次连结起来,是周武王东征的时候,他占领了大邑商以后,自称“宅兹中国”(《何尊铭》),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占领了居于天下之中的这座大城,所以宇宙四方都要归我统治了。这里面的“中国”不是指的别的,就是居于天下之中的京师首都,原先是大邑商,现在则是周公新建的洛阳城,“洛阳”跟“中国”是同意义。但是到了孔子时代,它的意义就超出了某一个具体的城。



▊内外四夷图

很明显,“诸夏”是“北狄南夷”的对语,它大体上相当于周室东迁以后,已经不再直接从属于周天子的各诸侯的一个总体。这些各诸侯认为他们在礼乐文化上有一定的相通之处,跟没有礼乐文化或者说礼乐文化不同的其他各族群有明显的差别,因此他们就把自己或前者称之为诸夏,而把后者称之为蛮夷。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可能是属于礼乐的程度多而属于种族本身的程度少。“伊川披发野祭”(《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就是说,即使是在镐京和洛阳这条核心交通干道上——这条交通干道对西周和东周的意义,无疑的,就相当于是明清时期苏州到北京那条交通干道——当地居民一旦等到周室衰微的时候,就放弃了周室带给他们的礼乐,而去披发野祭。记录这件事情的周室大臣并不认为他们的种族发生了改变,只是觉得现在他们已经抛弃了周人的正统礼乐,变成野蛮人了。这就可以看出,春秋初年区别诸夏和蛮夷的基本标准是什么:使用了殷周混合这种复杂的礼乐文化,那他就是属于诸夏的;如果采用了其他性质的礼乐,那么就会被认为是属于蛮夷的。例如南方的楚人就自称为而且被称为是蛮夷;而秦人呢,虽然开始也是被周人留下来镇守西陲的,但是渐渐长期沾染蛮族以后,到战国初期,也被认为是不属于诸夏,而成为跟蛮夷没有区别的东西。可见这是一种接近于文化主义的鉴别方式。

但是归根结底,这种鉴别方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各诸侯国都同时面临着生存危机和安全危机。在周室东迁以前,各封国本身都是处在蛮夷的汪洋大海之中。例如齐国,照史记的记载,太公刚刚被封到齐国,立刻就面临着莱夷争地。因为这个记载是站在诸夏的立场上的记载,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其实呢,齐国建立它的封地以前,山东半岛原来的土地可能都是属于莱夷的,齐国跑到那儿来,就像后来的美国移民从欧洲跑到印第安人聚居地区一样,迅速引起了当地土族居民的反攻,然后这个记载在他们的历史记录中,就变成莱夷企图跟齐人争地。其实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齐人没有来以前,这些地方全是莱夷的。他们在以莱夷为主的地盘中间建立了城邦,挤占了莱夷的空间,结果引起了土族人的反应。这个反应跟明清时代苗民跟汉民之间的冲突是非常相似的。大多数西周封建时期的诸侯国都是以类似的方法插入了五花八门的土著部落之中。这些土著部落在周室强盛的时候,暂时的被挤到历史边缘,没有留下多少记载;但是在周室衰微的时候,他们就突然的暴起了。尤其是太行山附近的夷人,在消灭居于殷商故地的卫国(大致位于黄河以北的河南鹤壁、安阳、濮阳,河北邯郸和邢台一部分、山东聊城西部一带)以后,直接威胁到诸夏的安全,导致齐桓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尊王攘夷就是说由各诸侯国各派一点人马,组织一支多国部队,去守卫黄河。因为黄河北岸的卫国已经被夷人攻占了,黄河现在变成诸夏的一个边界。


▊齐国征伐莱人

诸夏是在外来威胁极为严重的情况下,才想起来原来我们大家基本上是一家。因为自我认同,最主要的条件就是他者,没有他者就没有自我。可以说,诸夏这个词产生以前,东亚的居民结构一定比诸夏产生以后更加复杂而且破碎,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有产生出“夏”和“非夏”的概念?那很显然是因为后来自称为夏的各个城邦或者诸侯对自己的安全和身份没有明确认同。当你自身的安全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你就不会特别强调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当你自身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你就要首先考虑,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而诸夏这个概念产生,就是试图对一种文明本身进行自我定位的产物。它的性质很像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希腊人和野蛮人,或者叫做希腊人和外邦人。希腊人是在遭遇了波斯人和其他外族以后才感到,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尽管有很大区别而且经常打仗,但他们在面对波斯人或者凯尔特人的时候,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共同点毕竟比较多,他们都是希腊人,而希腊人跟凯尔特人或者波斯人的共同点还是比较少。所以希腊各城邦应该算是一个总体上的希腊,跟非希腊的埃及、波斯、凯尔特和其他外族有所区别。诸夏的概念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产生的。

由于早期的文献并没有夏的明确记录,所以诸夏这个概念产生出来,很可能是为了调和出于殷商各系又沾染了各种地方色彩、本来共同点不算太多的各邦国。因为有必要把他们统战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文化差异更大、安全威胁更大的外族人,所以必须给他们找一个共同点。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到孔子时代,鲁国这样礼乐最成熟的邦国,它国内的殷人后代和周人后代的矛盾或者说差异仍然是非常突出的。《论语》就记载说是,周人后代在周人的神庙祭神,而殷人后代在亳社祭神(《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孔颖达疏:“彼三代所都异处,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阳宜松,殷居亳宜柏,周居镐京宜栗。”)。亳是殷的旧都,是盘庚迁殷以前,殷在宋的故地——相当于离现在商丘不远的地方——的一个故都。可以看出在殷人灭亡了这么多年以后,殷人在鲁国的移民仍然跟周人不祭祀同一个祖先。


▊鲁国人祭祀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强调以周为代表的话,不说“诸夏”而说“诸周”或者“诸姬”的话,那就一方面,他们连城邦内部起非常重要作用的殷人各族都团结不了;另一方面,在东周留下的各诸侯国中,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的矛盾必然会非常突出。像鲁国这样的姬姓诸侯和齐国这样的异姓诸侯怎样才能团结起来呢?如果说是只强调诸姬或者诸周的话,那么这个统一战线,连强大的齐国,连齐桓公都团结不了。一个连齐桓公都团结不了的诸夏联盟是不可能抵御蛮夷的,因为不要说别的,齐桓公就是第一个诸夏联盟的盟主。在这种情况下,提出诸夏比起提殷、提商、提姬都要好得多,因为它的包容性更大一些。因此后来产生的夏的学说,有很大可能是在这样的文化自我认同的运动中间,产生出来的一个统战式的概念。

后来发明出来的夏的神话,把殷人看成是取代夏的诸侯;而殷人自己的记录中间,却从来没有说过殷人有过夏殷革命这件事情。殷周革命是非常确定的,周人的早期文献一再强调,他们是怎样推翻殷人,得到上天的眷顾,而上天又是怎样的抛弃了殷人以及为什么抛弃殷人,为什么“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尚书·多士》),为什么德最后从殷人手上落到周人手上,以此作为自己合法统治权的一个基础。但是殷商早期留下的记录,没有任何记录显示夏是存在的,更没有片言只语提到殷人是怎样推翻了夏,或者说论证一下合法性为什么会转移到殷人头上。从殷人留下的所有记录看来,殷人好像是自以为他们是自从玄鸟生商(《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以后是一直存在的,他们虽然不断迁移,但是只是地理上迁移,不存在说是推翻了前朝统治者自己夺取政权的问题。


▊玄鸟生商图

所以很有可能,夏的学说是周人后来捏造出来的。捏造出来的动机,一方面是,我们周人是推翻商朝的,为了证明我们的革命行动是合理的,我们要说,商朝的天下也不是商朝原来有的,也是它推翻了夏朝得到的,这样我们就扯平了;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可以捏造一个夏朝出来,说我们周和殷同样都是夏朝的后裔,所以尽管你们殷人可以不认我们周,但是你们总得认夏呀,夏是我们周的祖先也是你们殷的祖先,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岂不是比较容易团结起来么。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因为殷和周两代对夏的记录是非常矛盾的,或者干脆说吧,殷人的记录中根本就没有夏这个东西;而周人的记录中间,早期没有夏这个东西,而晚期却产生了很多夏的记录。说夏是来自汾河流域,而周人的远祖是在夏朝任职,然后离开夏朝再进入关中平原的;而殷人的祖先呢,则本身也是夏朝的官员,在夏桀失德以后推翻了夏朝,然后周人又在殷商失德以后再推翻殷朝。这样一来,把这个历史结构搞定了以后,周人拥有天下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就算是建立了,同时周人后裔和殷人后裔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其他蛮夷的合理性也就建立起来了。

孔子时代的诸夏概念和中国概念就是这么产生的。中国概念在当时是比诸夏概念使用的少得多,因为他们所在的世界毕竟是一个多国体系,说中国,它的包容性还不如诸夏。因为诸夏包含了在文化上大体上跟周天子和鲁国比较相似的所有各邦国,无论他是姬姓的还是异姓的,还是宋人陈人这样的更古老的文化遗迹;但是中国呢,就指的是一个更加狭窄的概念,它只包括洛阳和洛阳附近的一系列小邦。黄河以北、汉水以南的其他各邦是很难被包含在中国的范围内,因为它从方位上讲就不是中。中国这个词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几百年都有明确的方位概念,它跟天下是绝对不等同的,它就是指的位于天下中心这一片,但是边界是模糊的。中心肯定在洛阳,但是具体你走到哪个地方就不算是中国了,这个边界是一直在变动之中。


▊周室天下体系图-八斋不死药绘制

例如在三国时代,中国的概念是以长江为界的。《江表传》(西晋人虞溥著,已佚,《三国志》裴注与《太平御览》中收有部分片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长江以外的名士传。长江以外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我站在洛阳看长江,那么长江以南的地方就是长江以外;如果你是站在杭州看长江,那岂不是洛阳才是长江以外了。所以《江表传》这个“表”字就已经是一种洛阳中心主义了。而魏文帝曹丕和孙权孙策这些人,都动不动提到中国和江表的对比:所谓的中国就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江表呢,就是中国以外的地方,长江以南的地方,或者是长江以东的地方。中国和江表、江东、江南是对立的词,分别指的是地理上的不同区域。可见中国在当时就是指的以长江为界的这个地区。

此后各方面的人提到中国的时候,有很多种变迁。例如在南北朝的时候,陈庆之和北朝的名士辩论的时候,北朝名士就谈论什么中国如何如何,江表如何如何,岛夷如何如何,他的意思就是说,以洛阳为中心这个文化才称得上是中国。刘裕灭南燕的时候(409年,东晋刘裕率军攻克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灭亡南燕),南燕就说,你们江表人,自居为东晋正统的刘裕北伐军只是一帮岛夷;而他们占据广固的鲜卑族南燕政权才真正是中国。每一次中国的所在地都必须位于比较接近于中原地带、比较接近于东亚核心地区的部分,即使是像东晋这样自称为正统的北方流亡政权到了江南以后,尽管他们拿汉魏正统当自己合法性的基础,但是在谈论中国的时候,他们很少能够自称或者被称为是中国。


▊东晋地图

至于诸夏这个概念,它的包容性和弹性就要比中国大多了。很多偏远的诸侯国,本身是不是周天子的封国是很难说的,但是它只要自称为是跟周天子有亲戚关系的某些先周贵族的苗裔,或者是在文化上使用了接近于周天子的礼乐,那他们多多少少都能够以诸夏自居,参加联盟。像吴国就是一个典型,吴国在春秋中期以前是不见于史乘的,春秋晚期他们突然出现以后,就发明了一套神话,说他们是太伯的后代(《史记·吴太伯世家》),也是周人最初分封的结果。但是照周人分封的程序来说的话,它是先分封近的再分封远的,最远也就只分封到齐鲁为止,似乎没有可能在商朝还没有灭亡以前,就先越过商朝核心地带,跑到太湖流域去建立一个吴国。而且另外一些考古学证据证明,当时所谓的吴其实是在渭水南岸,也就是说,商朝灭亡以前,周人所封的那个吴国,其实就是在关中南部(在今陕西宝鸡市陇县,可参看卫聚贤《太伯之封在西吴》),跟太湖流域的吴国没有关系。

而后来太湖流域的吴国之所以跟这个吴国——所谓的西吴扯上关系,主要是为了在后来的国际会议中论证,其实我们也是诸夏的一员,跟晋国或者齐国一样,我们也有资格做诸夏的盟友。要不然虽然你武力强大,能够打败楚国、齐国或者其他的许多诸侯国,只要别人认为你在文化上是属于异族文化,那么单纯武力的征服仍然是不稳固的。你必须还得证明,首先我们在血统上跟周人有密切关系;其次呢,我们在文化上也是诸夏的一员。把神话的创造工作搞完了以后,那么长江以南太湖流域的吴人也就可以算是诸夏的一部分了。

诸夏的这种模糊性和弹性,是当时华夏文明能够扩张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可以设想,他们如果像雅典人一样坚持自己的公民权,或者是诸夏的资格不可能分享的话,那么他们的诸夏的范围也许永远超不出周天子分封的最初几个邦国。但由于他们采取的基本立场是一个礼乐文化主义,而礼乐文化本质上是普世的,蛮夷如果采用了礼乐,也可以会被视为诸夏的一部分,因此华夏的边界是模糊的,是可以扩张的。在春秋战国时代,它的边界确实是有了极大的扩张。


▊帝国结构图-八斋不死药绘制 随着六国的灭亡,诸夏的概念就渐渐地消失了,因为多国体系随着秦汉帝国建立而消失了。秦汉帝国自认为是天下帝国,它认为它代表了整个文明世界,取代了整个多国体系,它不是相当于任何一个具体邦国的继承者,而是原则上来讲就是统治整个文明世界的,因此诸夏和华夏的概念在这个时期变得很少使用。甚至直到秦汉帝国的继承者魏晋帝国垮台以后,内亚蛮族逐步占领了中原地带的时候,在那时候,应该说输入的中亚文化和原先汉魏遗留的中原文化有明显区别的情况下,诸夏或华夏的概念都没有被人重新提起。西晋五胡乱华的时代,通常,当时人的记载基本上是这样的:胡人如何,晋人如何,羯人如何,羌人如何。羌人也好,胡人也好,或者是其他什么名号也好,显然都是指的一部分来自内亚的入侵蛮族;而晋人呢,显然就是指的西晋帝国留下来的那些居民。他们没有说这些居民是汉人,没有说他们是周人,也没有说他们是华人或者夏。他们直截了当地用朝代名称,把他们称为晋人。

这是从秦汉到宋明之间的一个固有现象,当地凡是中央帝国统治下的臣民或者顺民,一般来说是用朝代的名称自称或者被称的。如果朝代的名字是晋,那么他们就是晋人。后来改朝换代以后,他们自然而然就变成宋人、梁人、陈人,然后变成隋人或者唐人。隋唐帝国跟突厥人和中亚人打交道的时候,一般来说,他们的居民也是自称为隋人或者唐人的。日本遣唐使来到唐朝的时候,也发现这里面的居民经常是以唐人自居,所以日本人在后来唐朝灭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宋朝、明朝和清朝,也往往把早已灭亡的唐朝的各个继承王朝的居民称为唐人。不要说别的,就是林复斋大学头(1801-1859,林罗山的后代,1810年继任家督,1853年继任大学头),林复斋是日本的重要的学者,在鸦片战争爆发、大清失败以后开始写书讨论西洋势力阑入东亚的时候,他还有这样的话:西洋势力深入唐国,所向无阻。他所谓的“唐国”,其实就是指的大清帝国了,但是在日本人看来,大清帝国仍然有一定资格自称为唐国,它的居民仍然可以自称为是唐人。


▊蒙特利尔唐人街牌坊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华夏这个概念和中国这个概念都很少使用。中国,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如果被人使用的话,就是中原那一小片,它一般来说并不代表北方帝国或中原帝国的全部。例如北魏帝国在跟江南的各政权打交道的时候,他一方面坚持自己是中原正统,说自己是中国,而建康的流亡政府不是中国;但是他所说的中国,在他提到自己境内的各地的时候,通常并不认为黄河以北——至少边境地区的地方——也是中国,他们通常只把洛阳和附近的地方算中国。鲜卑人的传统老根据地,代北、代地,或者说关中以西、陇山夹辅的地方,他们叫这些地方的时候,往往也不称它们为中国,而把它们当作跟中国相对的概念,例如中国如何如何,代北如何如何,中国如何如何,关陇如何如何。谈论这个说法的时候,他们的意思跟“中国如何如何,江南如何如何”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中国就是以洛阳为中心的这块地区,然后相对于代北这样的边陲地区,相对于关陇这样的边陲地区,相对于江东这样的边陲地区,诸如此类。即使是在北方帝国控制的区域远远超出中原地区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把中原地区称为中国,而不是其他地方。华夏这个称呼,在这个期间更少有人用这种称呼。

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初期,是种族文化结构极端复杂的时代。有很多像是元氏这样的本身是出身于内亚部族的家族,因为儒化以后,就渐渐失去了自己的文化特性;也有高欢这样的,原本不一定是出身鲜卑人或者内亚部族,因为长期世居边陲,从事军事职业,在文化上讲,跟鲜卑人和其他内亚部族区别甚小的家族,以鲜卑人自居而不以汉族自居。在这个时候,文化、阶级和种族的称谓是极度混乱的。例如高家有的时候把那些他们认为是软弱的儒化的家族称之为“汉儿”,慕容垂有的时候也用这样的称呼,例如“枉杀墙外汉”(《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五·慕容垂歌辞》:“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他的部队中间,既包括鲜卑人,他称之为国人的部队,也包括他所谓的汉儿的部队,他认为后者的部队是不太值得珍惜的。汉儿这个称呼甚至又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朝民歌,例如这样的民歌中间有这样的称呼就是,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五·折杨柳歌辞》:“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但是只有汉儿,没有汉人或者汉族。儿这个词在当时是由儿郎这个词摘出来的,在民歌和诗词中间,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武士的意思。至于没有参加武士、没有像高敖曹①一样组织一支具有种族性质的部队的居民来说,他们的族性怎样建立呢?非常困难。


1、《北齐书·卷二十一·列传第十三》:“昂,字敖曹。……随高祖讨尔朱兆于韩陵,昂自领乡人部曲王桃汤、东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唯惮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


士大夫阶级呢,则用他自己的族裔或者是郡望来进行建立。族裔或者郡望本身就带有归化的意思。例如你如果选择了某一个郡望,就像李姓选择陇西作为自己的郡望,实际上就意味着,你已经攀附上了,无论你原来是什么人,但是你自己已经决定攀附东汉和魏晋时期原先曾经存在过、现在不一定存在的某个士大夫世家,尽管你可能是冒名顶替的,但你以后要在文化方面向这样的世家靠拢。出身于鲜卑人或者其他中亚部族的公卿在选择自己郡望的过程中,实际上就等于是选择了一个文化同化的过程。在这个时候,鲜卑人色彩比起东部和南部更强的西魏北周政权,提出了以虞夏为正统、复兴周礼的政治原则。所谓的“糠秕魏晋,宪章虞夏”(《周书·卷四十一·列传第三十三》:“绰之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秕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这个口号表面上看是西魏北周的皇室企图整顿文风、排斥南朝萎靡之气的一个说法,但是实际上它是配合宇文泰、苏威的州官制度的一种复辟式的企图。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宇文泰和他的家族非但不是虞夏的正统继承人,而且在北方各部族中间,本身还是属于接受汉魏文化最浅的一部分。但是,正因为他接受汉魏文化最浅,所以他才会提出虞夏这样的词,意思就是说,你们其实谈论正统的时候,只追及到汉魏为止,谈论汉魏衣冠,就仿佛自己已经很高明了,而我们给你来一个更远古的,我们一直追溯到周代,把周代的《周官》和虞夏时代和尚书时代的文风都拿出来,尽管我们学得不像,但是虞夏毕竟比你们汉魏还要更高档得多。所以我们自称国号为北周,以尚书的文体作为我们的官方语言,以《周官》的六典作为我们宪法的基础,那就比你东方的北齐和南方的梁陈都要高明得多,更有资格以正统自居了。但是这个插曲是转瞬即逝的,虞夏这个文体通行的时间很短,而且以矫揉造作著称,基本上非常不受当时的文人欢迎。我们都知道,隋炀帝和唐太宗的班底,基本上是西魏和北周的班底,但是这两位君主都疯狂的热爱南朝文学,同时也非常喜欢汉魏衣冠,而不是喜欢宇文泰和苏威捏造出来的那种虞夏衣冠,因此虞夏这个词就迅速消失了。

经过了短暂的隋朝以后,“唐人”这个称呼似乎很快就变成了东亚主体居民的共同称谓。这个共同称谓包含了一个巨大的种族和文化融合的过程。因为直到唐代前期,关中地区的很多居民使用的姓氏都仍然是胡姓,可以看出来,他们并不是汉魏帝国遗留的后代,而是五胡十六国以来从中亚草原上移入关中和北方其他各地的蛮族居民的后代。但是到唐代中叶以后,这些墓碑中间使用的名字就大致上变成了汉文,所谓变成汉文,就是变成两个字、三个字这样的名称,我们现在熟悉的这样的名称,而不是有支护、支末、侯莫陈诸如此类的让人感到难以理解、明显是从中亚用音译方法翻译过来的复姓。由于唐代初叶到中叶,没有理由认为关中地区出现过大规模的人口替换,所以我们可以合理地判断,这种性质的变化,主要是文化变迁的结果,而不是种族和血统变迁的结果。而文化变迁和自我认同的变化,则重新改变了从中亚移入东亚建国的这些蛮族后裔的身份认同感。他们通过忘记自己的祖先,在新来的沙陀人、契丹人和其他内亚部族面前,在根据华夏经典建国的日本人和朝鲜人面前,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唐代陶俑 这种身份认同是汉魏帝国瓦解以后,旧的诸夏和华夏身份认同瓦解以后,重建身份认同的第二期。这个身份认同遭到危险的挑战,是从辽金元清以来第二批中亚部族接二连三的阑入所造成的。这个时期产生了我们更加熟悉的认同概念,就是所谓的“文化中国”的认同概念。文化中国的认同概念主要是在宋,尤其是在南宋,面临着辽金元压力的情况下,在军事上、政治上无法施展,企图通过文化认同来强化自己统治的过程中间形成的。这种形成,虽然最早的时候是从北宋中叶的儒者提出的尊王攘夷学说开始的,但是最后起作用的还是民间的认同。尊王攘夷,我们知道,在孔子和孔子以后的时代是有特殊意义的。他们的意思是以周天子为盟友,周天子留下的各个诸侯国团结起来,维护诸夏的文化,反对狄人和夷人,特别是反对楚国和中山国的入侵。这个口号中间,体现的主要是一种文明国家的国际联盟精神。但是宋儒借用了这个口号,去用这个口号来指完全不同的现象。他们所谓的尊王攘夷,就是指的保卫宋室来反对辽金元的这种来自中亚草原的政权。尊王在他们看来,不但不是一个国际联盟的概念,而就是一个强化皇权的概念。

尊王攘夷的重大副作用就是,士大夫配合皇权的加强,极力削弱藩镇的权力。因为藩镇和它使用的藩兵是唐帝国政府不得不容许中亚各部族阑入中原的基础,从宋儒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唐帝国政府的黩武主义政策,才使唐人不得不引用大量的蛮族雇佣兵,像安禄山之类的,正是由于引用了这些蛮族雇佣兵,才造成藩镇之祸和石敬瑭之祸。而辽金的入侵、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以及靖康耻、端平入洛的灾难,这一系列可怕的灾难归根结底都是由于蛮族将领和蛮族雇佣兵集团所组成的藩镇造成的。因此藩镇和藩镇所代表的蛮族军事集团是他们的主要敌人,他们希望加强皇权,剥夺节度使的权力,通过这种方式排除唐朝之所以衰亡的危险。实际上正是由于他们强调中央集权的结果,以及宋朝跟唐朝不同,很少使用藩兵,也很少输入中亚的骑兵和技术,宋朝才会在对付辽金元的战争中处在非常被动的状态。


▊一款宋人抗金题材的游戏

宋儒创造的这种意识形态以比较通俗化的方式传入民间,大大地改变了民间的意识形态。例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国演义》。在宋代以前的记录中间,正史和民间传说中间,曹操都是比较正面的人物;在宋代以后,曹操渐渐变成了反面人物。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宋代以后的民间传说以移情的方式,把刘备和他颠沛流离的集团想象成为靖康以后南渡那个颠沛流离的宋室集团,他们都在北方更加强大的军事集团的压力之下,面临着不断失败而且必然失败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用正统性来做自我安慰了,意思就是,你虽然强大,占领了北方更大的土地,但是我们这个弱小的南方集团毕竟还是正统所在,比你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更加正宗,在我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不行的情况下,我们只有依靠更大的文化纯洁性来保证自己的内部的团结。这种概念建立在文化保守主义和儒家伦理基础上的中国概念,基本上是宋朝产生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少用“中国”这个词,但是由于宋人形成的家族制度和基层社会结构一直延伸到明清时代和中华民国初期,都没有明显的改变,他们形成的意识形态结构,也就通过像《说岳全传》、《三国演义》、民间通俗戏曲诸如此类的方式,以小传统的方式渗入了以后的普通老百姓和普通居民的意识形态当中。以至于后来在重新进行认同建构的时候,很少有人愿意忽略这方面的资源。

蒙古入侵的时候,他采取的是各部族的习惯法统治,因此他根据他征服的各个政权,允许各政权下面的居民使用自己的习惯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产生出通常俗语所说的四等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汉人”这个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它不同于汉代的所谓汉人,汉代那个所谓汉人在开始就是指的汉王刘邦所封的汉中地区的居民,这个称呼方式跟春秋时期鲁国居民称为鲁人、齐国居民称为齐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在汉朝统一了整个东亚以后,士大夫经常称它为天汉,也就是说汉水从天而来的意思。面对匈奴人和它的居民,我称为汉人,也只是根据他们朝代的名称。但是蒙古人征服东亚以后,把金人统治下的居民称之为汉人,这就既不是根据诸侯国的名字取名,也不是根据统治王朝的名字取名。如果按照诸侯国的名字取名的话,那么山东、河南的居民并没有一个名字叫汉的诸侯国;如果按照朝代来取名的话,这些地方的居民更应该被称为是金人,而不是被称为汉人。汉人这个称呼在金元之际出现,尤其是在金元时期的流行戏曲和通俗文学之间出现,主要是为了突出沿着长城地区的内亚和农耕地带的文化差异,这个文化差异构成了后来明清时期更大规模认同的基础。我们可以在明末的弹词和小说中看到,尽管这些小说的作者至少在口头上是非常忠实于大明的,但他描绘的大明的臣民跟蒙古人或者满洲人谈论的时候,经常是把这些人称之为汉人,而不是称之为明人的。


· 未完待续 ·


(二)“中国”


认同的矛盾和具体利益的矛盾结合在一起,使大清的认同政治建设出现了严重的裂痕,这是辛亥革命得以顺利完成结束帝制任务的一个主要原因。


· 接上文 ·


随着清朝统治,“满汉矛盾”这个词开始进入一般人的视野中间。这个条件,一方面是因为复明这件事情在政治上是忌讳,而汉这个词至少在政治上和习惯上并不是忌讳;另一方面呢,则是民间通过通俗小说、通过戏曲、通过弹词所体现的这个汉的概念,能够制造出一种更大的延续性,使东亚这个地区的农耕居民能够跟在同时面临着大清统治的这个内亚半圆形边区的时候,能够以较为廉价的方式进行沟通。内亚的各个部族,尽管本身相互之间也缺乏一定的认同感,但是他们在称呼那些由郡县制统治的赋税居民的时候,仍然有一定的共性。例如藏人蒙古人和清朝的将领在准噶尔战争时期,都经常沿用蒙古时期、马可波罗时期的称呼,他们把配合他们作战的绿营士兵以及为绿营士兵服务的商人和其他服务业者称为蛮子。这个称呼跟十八省的居民把关外的统治者和骑士称为蛮夷的做法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这种对比预示了清朝末叶以后,东亚—内亚双重结构即将面临的危机,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小的认同之上,还有大的文化认同,这个文化认同是一个二元结构:如果你是那种在大清统治之下具有一定自治邦国的性质、以联盟者的身份加入大清统治的军队的话,那么你属于内亚那一系,你就不可能以汉人自居了;如果你是十八省的居民,是除了纳税以外对帝国并没有其他的义务,尽管本身的认同也是分裂的——分裂的对象可能是各郡、各邑和各省,甚至是超越省界的更小的东西,例如像在粤东这样的地方,它的认同一般针对的是绵延几省的一个更小的集团,而在黄河以北地理上更加广阔的地带,通常根据口音和乡音的不同,形成了一个比较接近于省的边界的认同边界——他们尽管彼此之间缺乏相同的认同,但是仍然认为他们跟内亚各部落是有明显的区别。而同时跟他们性质比较相似的朝鲜人或者日本人之间,则认为通过共同的儒学信仰、共同的佛教和地方神崇拜,有比较高的交流性。这样形成的一个帝国结构和认同结构是彼此交错而破碎的,它的统治力量和法律支柱主要来自于十八省以外的内亚地区,但是大多数赋税农民所构成的认同的文化边界,又不能达到内亚,却能够达到大清边界以外的韩国和日本。


▊和服与韩服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晚期的认同变得非常复杂而错乱。我们知道在白莲教战争时期,十八省居民根据他们的文化边界形成了一种以省级、以绅士为基础的小型认同结构。在能够产生地方绅士代理人的地方,例如像是在湖南这种绅士传统非常强大的地方,他们的认同结构大体上可以维持本省的边界;在缺乏这种文化团结性的地方,具体的小团体会围绕着宗族结构形成更小的认同边界。在朝廷这个范围内,满汉大臣采取的做法,都是极力以朝廷以及王公品级为核心来处理关于认同的各种矛盾。他们通常不提国的概念,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什么国,通常不提与辽金清有关系的南北矛盾诸如此类的东西,稍微提一点就会犯极大的忌讳,他们通常只提大清,提大清的各个品级,提各种名分,以此就回避了涉及认同的问题。

只要大清本身的朝贡贸易结构还能够暂时维持,至少在上层范围内,这种带有国际主义性质的交流还勉强可以维持下去,但是他们基层的更加破碎的认同之间的差异明显是越来越大了。在北方,特别是西北部的平原地带,缺乏像南方这样的士绅核心结构的地方,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教派流行,例如像山东河南式的白莲教残余的裂教组织流行的地区,而西北则在经历日益严重的穆斯林化。士绅传统较强的地方,不容易受到这些教派地区的侵袭;而北方缺乏士绅传统,认同边界不按照省的边界进行,各省区或者各地区之间缺乏天然边界的地区,这种教派的蔓延进行得非常迅速。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种趋势在不受外来干扰的情况下继续蔓延下去,可能南方会形成以省或者更小单位组成的小认同共同体,这个认同共同体可能会在宋代形成的这种通俗儒学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比较接近国际主义的体系;而北方这些日益异化的基层组织,可能会渐渐变得无法统治了。


▊同治皇帝与英国外交人员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西洋势力开始跟大清相接触,而大清被迫从一个多国体系或者东亚和内亚的混合多元体系,转型为一个能跟西方列强直接交涉的国家体系。这个转型是极其困难的,它首先形成的刺激主要是达到了北京朝廷中间负责对外交涉的那批满汉官员头上。这些满汉官员在为了跟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西洋各国打交道,他必须对自己有所称呼。这个最初的称呼一般来说是“大清”或者“大皇帝”,但是这样就会引起外交上的纠纷,英国人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们承认了大皇帝或大清这样的称呼,那么他们就变得跟大清的藩属国没有什么区别了。例如像朝鲜国王那样,给北京朝廷上书的时候,他就说大清、大皇帝如何如何,用了这样的抬头,大清以及其他的翻译官就会认为朝鲜国王和他的王国政府已经承认了大清的最高优越地位。英国人经过了一系列礼仪之争以后,对这些事情变得极度的敏感,一定要坚持平等的行事,因此他只能够承认大清是“清国”或者是“中国”,不能承认大清是“大清”或者是“大皇帝”。

于是大多数负责外交的清朝大臣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折腾以后,大多数人选择了使用“中国”这个名号,而不是“清国”这个名号。这里面的心理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中国上面毕竟还有一个“中”字,尽管大清已经不能以天下共主自居,但是如果我说我是中国,而且只有我是中国,而你们都不是中国的话,那么天下之中的中国虽然不是天朝,但是毕竟还多多少少有一点天朝的残余痕迹。如果不用中国直接变成用清国的话,那就等于说是,清国是跟日本国、英国、法国平等的一个国家,尽管从西方要求的国际法来看,这样签署的条约是正理,但是大清的士大夫和朝廷总会认为这样做自己吃亏得太多,多多少少他们至少希望能够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面仍然能够自己想象一下自己的特殊性,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跟其他国毫无区别的清国。


这一点,西洋各国不大能理解,而且照西洋各国的外交惯例,正规的外交文本是以法文为准的,其他各种文本如果跟法文文本发生冲突,一律以法文文本为准。所以他们对于你用满文或者是汉文写他的那些文本到底是怎样,不是很关心,因为只要在法文文本中间他们实现他们的要求,到时候归根结底是按照法文文本算的。但是日本人对东亚的传统是了解得比较多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跟清朝发生交涉的时候,就有非常绝妙的现象,经常是李鸿章或者清朝代表自称为是中国或者自称为大清皇帝,他们在对付西洋的时候不能用的称呼,在对付日本和朝鲜的时候是经常拿出来用的。但是日本人的做法就是:他在对清友好的时候,愿意迁就一下,称你为中国;但是在对清不友好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地说你是清国。

例如甲午战争,在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报刊一般都称之为是日清战争,他们绝不会说是日中战争。第一,日本也有一个叫做中国的地区;第二,日本人有很多儒家学者,他坚持儒家的传统观念,也就是说,认为中国这个词,它代表的是文明的高度,而不是一个地理位置,不是必然会跟某一个地理位置或族群有关系,中国的概念不一定会留在某一个具体政权或者具体地方。例如河南过去是周天子所在的地方,但是现在苏州无疑会比河南更有资格称为中国。根据同样的道理,日本明显的比大清更有理由称为中国。在明治维新前后,国学派和儒学派激烈论战的时候,有一个重大的题目就是,日本到底有没有理由自称为中国。有很多国学家理直气壮地说,大清没资格称为中国,日本才能称为中国。既然连朝鲜那样的小国,而且是腐败至极的小国,都说它自己才是小中华,而明朝灭亡以后的大清是华夷变态,是夷人主导的国家,不能算是中华,那么日本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比朝鲜人还不如?朝鲜人都可以自称是小中华的话,那么日本人当然可以说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国。


▊山鹿素行《中朝事实》一书称日本为中华

关于大清和中国的称呼的用词之争,只有到辛亥革命以后才真正解决。接替大清的中华民国正式地把中国这个称呼搬上了国号,以至于比较正统的外交官没有办法不使用“中国”这个词。但是这件事情也不是像我们现在可能误以为的那样一帆风顺或者理所当然,因为在清朝最后那几年,“中国”仍然是一个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政治词汇。尽管大清的外交官,包括像荣禄这样反对维新变法的外交官,在涉及西洋的时候,经常把自己称为中国,例如荣禄在痛骂翁同龢的时候就说是,如果让翁同龢这种人去随便胡搞的话,我们中国恐怕就要彻底完蛋了①。请注意,他在这个时候,他把中国看成是大清的同义语。但是同样一个荣禄,在康有为和梁启超提出变法的时候,立刻就跳起来说是,我们绝对不能保中国不保大清②,保大清是政治正确的,保中国是革命的或者是危险的,谁说保中国不保大清那就是对大清不忠了。随着康梁变法的失败,中国这个词在朝廷内部一度成为一个被禁忌的语言。


1、1894年11月2日,翁同龢奏请清廷筹款3000万两(当时全国财政收入一年才8000万),由德国陆军工程师汉纳根聘请数千外国军官,练兵10万,把清朝原有军队全部解散。光绪批准。14日,督办军务处讨论汉纳根练兵事宜,荣禄“力争不可”。15日早上,翁同龢利用单独给皇帝上课的机会,把荣禄狠狠地参了一本。光绪下令:“必须交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准有人拦阻”,并指名道姓“不准荣禄掣肘”。荣禄在给好友鹿传霖的密函中说:“中国财赋已属赫德,今再将兵柄付之汉纳根,则中国已暗送他人,实失天下之望。”

2、“保中国不保大清”一语最初出自御史文悌上折:“曾令其(康有为)将忠君爱国合为一事,勿徒欲保中国而置我大清于度外。”


▊康有为成立保国会

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荣禄曾着人传话给入保国会的人:“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许多大臣未死,尚不劳他保也。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你们如有相识入会者,令其小心首领可也。”荣禄还曾面斥康有为:“王大臣约见……荣禄曰:'祖宗之法不能变。’我答之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但此次会见其他在场者均无相关记述,有可能是康有为作伪欺人。


尽管1905年以后,朝廷自己也实行了新政,但它还是通过一种奇妙的方式,对维新变法进行了特殊的解读,意思就是说,变法本身是好的,皇帝和皇太后本来也是想要变法的,只是变法这件事情被极少数小人和破坏分子,也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这些里通外国的破坏分子搞歪了,我们不是反对变法本身,而是要把被小人搞歪的这个变法拉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所以我们朝廷的立场是一贯的,大家不要被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歪理邪说所蛊惑,我们朝廷一直是要变法的。根据1905年以后的改革,基本上是根据这种自己安慰自己的理论结构来进行的。在这个情况下,既然变法已经实施,而且在对外交涉的过程中,很多列强已经是习惯于不再明确区分“大清”和“中国”,但是在朝廷内部,谁会把大清称为“大清”,谁会把大清称为“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微妙、非常敏感的问题。


像铁良,他在主持军事改革的时候,在选派北洋军将领的时候,认为谁可靠谁不可靠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鉴别标准就是,这些将领在觐见太后的时候,是不是心悦诚服、心安理得地使用大清朝这样的概念。如果他像袁世凯的某些幕僚,像杨度这些人一样,动不动就是中国,像梁士诒这样的人,经常在跟英国人谈判的时候,动不动就用中国的话,尽管他做事做得很成功,但是太后、摄政王周围的亲贵集团对这种人总是非常不满而且缺乏信任的。表面上说出的理由非常可笑,因为你是梁启超的同乡或者诸如此类的①,但是实际上就是,你太喜欢使用中国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怀有对大清传统结构进行潜移默化修改的动机在里面,如果不把这个动机防范于未然的话,大清本身的政治结构会面临着危险,因此我们在挑选干部的时候,需要使用很多微妙的指标,可以说大清才是我们一个比较内核的概念,而中国则是一个比较外围的概念。


1、1903年,梁士诒、杨度等人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梁士诒被人说成梁启超的兄弟,且其名字是“梁头康尾”(康有为字祖诒),遭到除名。杨度受到牵连,被查出曾有不满朝廷的言论,疑为唐才常同党,也被除名。


这个内核和外围的区分,很快就在东京的留学生团体中引起了相应的反应。大清自己既然要坚持一个比较内外有别的概念,要在大清和中国之间留下一个认同的隔阂,那么东京的留学生在根据日本正在积极推行的国家主义重新建构近代国家的过程中间,就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大清继续坚持它那种前现代的以种族和部落为基础的超国家结构,因此非常不适合于建立近代国家,我们完全可以抛弃这个结构,另外建立新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章太炎的中华民国概念和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这两个概念之所以产生,都是为了接替或者是替代大清提出的那个概念。而他们的理论之所以能站得住脚,就是因为大清在使用中国这个概念的时候,建立认同的时候表现得极端暧昧。可以说,直到辛亥以前非常晚近的时候,各省的士大夫对于是不是抛弃朝廷,本身都还是非常犹豫不决的。如果那时候朝廷能够有效的运用认同政治,用中国这个概念去替代大清的话,也许能够比实际情况更好的防范革命党和改良派的攻击。但实际上朝廷自己在这方面都是三心二意的,他们自身都不信任中国这个白手套,那你就很难指望别人比他们更积极地维护这一点了。


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是要贯彻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的理论,要把大清帝国改名为中华帝国,以此解决八旗入关以来形成的巨大的认同落差。根据他的理论,这样做才能够真正解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来造成的隔阂,解决革命党不断制造的分裂性的、破坏共同认同的煽动活动。而以章太炎、宋教仁、汪精卫为代表的这些革命党,恰好就是要利用这个认同落差,强调,什么是中国呢?中国就是大清的对立面。大清代表长城以北的征服者;而中国呢,则代表了长城以南的文明居民驱逐中亚野蛮民族的一个正义的复国斗争。辛亥革命主要是以种族和高等文化为号召、以驱逐中亚的征服者为号召的一场运动。真正支持共和的人,即使在同盟会内部都不占多数。当时在辛亥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有很多人在讨论,驱逐满人以后该由谁当皇帝的问题。可见他们考虑的主要是不要让满洲人继续留下来,而不是要建立一个共和政体。辛亥革命的绝大部分煽动力量主要是来自于南方各省的士大夫阶级和新军军官对于满汉争夺官位的矛盾。认同的矛盾和具体利益的矛盾结合在一起,使大清的认同政治建设出现了严重的裂痕,这是辛亥革命得以顺利完成结束帝制任务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即使是革命党所主持的这种中华民国的建构,本身也并不能够笼罩当时出现的各种建构模式。从南方各省流亡到东京的许多学生,他们提出了更加复杂的建构结构。他们的建构结构跟清朝末期,尤其是洪杨以来各省的士绅统治结构有关系。洪杨以后,由于财政危机的缘故,朝廷对地方事务渐渐采取放手的政策,主要原因就是筹不起钱。湘军和淮军本质上都是由地方士绅自身筹款的民兵。而清末新政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新政项目是由地方士绅和官府共同筹款。像黄遵宪在湖南搞自治的时候,湖南是当时推行新政的模范省,搞的警察、卫生、消防和其他什么各部门,都是由地方绅士筹款的。湖南练新军,湖北练新军,江苏四川各省练新军,推行各种新政,朝廷采取的政策都跟曾国藩时代差不多,是只给政策不给钱,说实在的也没钱可给。地方政府必须用其他的什么各种办法,例如征收鸦片收入,整理盐务,重新铸造铜圆,诸如此类的手段筹款,用筹来的款兴办新式学堂、兴办新式军队、推行各种新政。


▊清末湖北新军

这样实行的新政,它就制造出来了一个新的政治经纪人集团,跟原有的士大夫集团不一样:士大夫集团一向是负有充当朝廷政治经纪人的职务,但是传统的,像王先谦这样的旧式士大夫,他能够按照儒家的伦理维护乡里的秩序,但他没有能力推行各种新政;推行各种新政,从新式学堂出来的新军军官和新式士大夫集团,他们是变成了朝廷推行新政必不可少的经纪人。但是这批经纪人在原有的政治体制中间找不到自己的话语权,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他们也迫切需要自己话语权的代理人。因此不可避免的,他们产生了新的政治认同话语。这些政治认同话语,从形式上讲,并不是直接针对大清或者要求大清解体的,但是他们非常强调我们地方绅士的团结性和地方文化的优越性。湖南在这方面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先例。湖南绅士在清末开始提出湖南人的特殊主义,特别是体现在杨度这样的人身上,把湖南比作为东亚的普鲁士或者东亚的斯巴达,要求它像日本明治维新带动了整个有色人种的世界走向复兴之路一样,由一向擅长于得天下之先的湖南绅士,发挥他们从湘军以来引领风气的特殊作用,首先把湖南变成近代化的模范区域。

这个模范区域本身就是一个带有巨大的政治认同性质的符号,它扩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大概在1909年前后,上海的东北士绅和学生开始在他们的报刊上提出,在东北实行君主立宪制和满洲宪法的要求。广东的士绅开始在香港聚会,提出由他们自己组成商团,跟张之洞以后推行新政的广州总督府和港英当局实行交涉的做法。1910年以前的几年,广东各种不同籍贯的绅士,一直在努力消除他们地方上的隔阂,把原来分割为宝安、四邑、广府和各个地方的商团合并起来,构成一个具有院外游说能力的联盟,这样他们在广州的总督府和香港的英国总督府进行交涉的时候就不至于被排斥在外了。英国人在新界推行乡议制度的时候(1899年英国接收新界,1926年成立新界乡议局),就不再像他们在港岛那样,只是简单地推行习惯法,允许原来的华界居民按照自己的习惯统治自己,而是必须为他们建立多多少少具有咨询性质的代议机构,给当地的绅士一个政治上的发言权。而在新建地区的地方绅士享有政治发言权以后,广州更加富裕和强大的粤东商团和广州商团也就以类似的方式,对李鸿章控制的广州总督府实施类似的压力。李鸿章来到广州,本身是庚子之乱以后东南互保的一部分。而东南互保和朝廷在北方的崩溃,增加了广东官绅相互合作、共同维护地方秩序和维持对英国贸易关系的必要性。


▊保留了大量自治传统的三不管地带:九龙城寨

在这个过程中间,广府商人和粤东的商人立场出现了明显差异。广州的商人最终跟李鸿章达成了较好的交涉条件,通过李鸿章之手,向英国施加压力。在李鸿章和英国香港政府的交涉当中,他们大体上站在李鸿章一方,希望通过九龙城寨和新界习惯法的保存,为广东地方当局参加香港殖民地政府的内部事务留下一个缺口。由于他们的存在,所以英国对九龙和新建的统治不能做得太彻底,等于说,这种做法实际上使李鸿章和地方绅士的共同合作留下了一个特洛伊木马,只要他们和英国当局达成的条款仍然继续有效的话,那么即使英国现在很强大,但是他们将来不得不,至少在形式上承认,他们在统治九龙和新界的时候,必须一方面跟广东的地方乡绅咨询和商量,第二,在行使主权的时候,要跟广州的总督府商量。这样一来,英国对新界和九龙的统治就不能太彻底。如果他们真的实行了彻底的统治的话,那么后来香港能不能收回就很成问题了。香港港岛本身是完全割让的,之所以最后会被收回,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界和九龙渐渐变成了香港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要么就一起脱离,要么就一起收回。而英国为了照顾香港本身,不得不在承认交还新界的同时也把香港一起交还。而新界之所以必须交还,则就是由于李鸿章和广东士绅在当时留下的这个特洛依木马。

但是粤东商人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在李鸿章和英国交涉的时候被排斥出来了。这就可以看出,广东的士绅阶级的统治结构跟湖南士绅有很大不同:湖南士绅团结的边界大体上跟他们的省界比较一致;而广东的商人呢,他们是按照更小的单位团结的。粤东的、潮汕的、海陆丰各地的商人,他们跟广府的商人始终团结不到一起来。广府的商人在李鸿章的交涉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损害了粤东商人的政治发言权。他们的报复方式就是大力支持陈炯明和胡汉民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夜陈炯明组织新军主要是在惠州,他的主要财政来源就是旅居香港的粤东商人。而粤东商人之所以会把钱给他们,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香港和广州的当局都没有问他们要钱,没有问他们要钱是因为他们没能够有效地参加香港和广州的政治结构,在广东近代化的过程中间他们被排挤在外了。排挤在外的一个客观反映就是,他们跟革命党形成了有效联盟,同时把辛亥以后最初几年的革命党严重地粤东化了。在孙文和蒋介石最终跟苏联达成联盟以前,他们对广东的依赖性,准确的说是对粤东的依赖性,远远大于其他各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这个时期被陈炯明和粤东集团严重的绑架了。由于粤东集团的绑架,所以孙文在进入广州的时候,跟广府本地的商团的关系始终是不太好,很难获得广州本地商团的支持来对付滇桂军人。而广州本地商团有好几次更愿意跟滇桂军人合作,给这些人付钱,而不愿意跟陈炯明的粤军合作。而孙中山最后依靠苏联的支持建立新型政府以后,他第一个要打击的目标就是他过去最有力的支持者,也就是粤东的绅商集团。


▊粤东祖祠

在这种情况下你完全可以想象,粤东地区的认同结构,就很难像是在湖南那样,产生出像杨度和蔡锷那样强调的新湖南、爱湖南的湖南人,同时爱湖南和爱中华的双重爱国主义这样的概念,粤东地区的认同结构更破碎些。侨居香港的粤东人比香港最早的原有居民更早更积极地提出不同于广东人的香港人的特殊概念,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广东人这个概念已经被广府居民独占了,他们在这个概念中间挤不进去,为了获得自己的发言权,不如直截了当地强调香港人的概念来得更加适当。实际上这些第一批自称香港人的粤东商人,在当时他们仍然是属于候鸟一族,一方面在香港做生意做事业,一方面还是在粤东各地购买土地,家族的很大一部分仍然留在粤东。他们最后被赶到香港,还要等到一九二零年代,国民政府北伐前夜开始在粤东发动社会革命为止。

西南各省的认同结构——所谓的西南各省,就包括川黔滇桂这些省——他们的认同结构是随着军国民主义和新军的产生而形成的。这些地方在清朝末年的特点就是,它不像是东南各省,有极为强大的科举士大夫集团。巴蜀本来是西南各省中相对而言教育最好的,但是它所出的状元和举人跟湖州杭州一带是没有办法比的。四川地区的人口在嘉道以前仍然非常稀少,受明末清初张献忠战争的影响,他们人口恢复得比较晚,到清朝中叶才恢复人口大省的地位,由人口恢复到培养出自己的士绅精英集团又用了一百多年时间,在刚刚初具规模的时候,又被太平军战争洗荡了一次。因此,西南地区的文风一直不能跟东南地区相比。在这种情况下,等于说他们的地方精英阶级留下了一个生态位空缺,而新军的产生正好是填补了这个生态位空缺的。清末民初这几年,他们的特殊任务大体上是围绕着新型军校或者是与军校伴生的各种新学校产生的。像尹昌衡(1884-1953,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升平镇人,四川武备学堂毕业后赴日留学,回国后任广西陆军小学堂监督、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辛亥革命时处死总督赵尔丰,成为四川都督府都督,后改任川边经略使。1913年底被袁世凯招至北京后软禁,袁死后被黎元洪释放,从此闲居)可以说是一个流产的尝试,但是滇桂各省的新军集团就有效的控制了各省。



▊1933-1934军阀割据图

由于新军集团产生的时候,它们的筹款边界就是按照清朝末年的省界形成的,所以它们的认同边界也是围绕着省界形成的。滇蜀之间的长期战争基本上是财政性的,从性质上讲,这是民国初期最接近于欧洲模式的战争。滇军入川的主要目的和动机就是,滇省本身的矿业收入不足以支持过于强大的军队,但是如果能够攫取川南的盐税和商税的话,他们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用四川的地方税来维持云南的军队,因此进入四川就是符合云南精英集团利益的一种做法。对于他们来说,无论是以中华民国全国的帝制和共和问题为口号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还是单纯的没有过高意识形态、纯粹是四川军人和云南军人争夺某个盐井或者是防区的小型战争,对他们来说区别都是不大。这种战争能够打得起来,能够维持,归根结底就要看能够支持他们军事行动和军事建制的税收区域。

欧洲近代的政治伦理就是强调,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主要取决于财政和军事两方面。国会是有产阶级产生出来的机构,它负责在有产阶级中间筹款,用来支持国家,而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战争。近代国家产生的主要动力就是战争和筹款。法兰西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先驱者,而它的整个国家机构都是围绕着法兰西财政署产生的。战争的需要产生了征税和筹款的需要,然后征税和筹款的对象必然是当地的有产阶级,当地的有产阶级沿着财政边界形成必要的认同感,觉得既然我们大家都是出钱的人,那么出的钱应该怎样管理,我们就应该怎样负责,因此这个资产阶级集团渐渐地产生了干涉国家政务的动机,沿着这个资产阶级集团形成的国会最终控制了政权,产生了现在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而民族的产生,总是沿着税收和财政边界展开的。为什么英格兰人和其他各民族不和呢?就是因为英格兰的士绅和商人,他们是通过英格兰国会为英格兰王国的王位出钱,他们的纳税边界和财政边界就自动的构成了英格兰民族的边界。为什么西班牙王国的加泰罗尼亚始终不能够融合到王国之内呢?因为它是一个有税收特权的机构。西班牙王室,它只能在卡斯蒂利亚征税,却不能够在加泰罗尼亚征税。由于征税的不同,加泰罗尼亚的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卡斯蒂利亚是截然不同的,因此西班牙王国无法有效地统一成为一个近代国家。近代欧洲的国家建构逻辑就是这样的。

这个逻辑在辛亥革命造成的解体的过程中间,造成了强有力的地方认同集团。大清,我们都知道,它的税制原先是因袭明代的税制,尽管后期在英国人的筹划之下,增加了海关和盐,但是关盐以外的土地税和其他主要税收仍然是跟万历朝和乾隆朝没有什么明显区别。这些税收,在近代以来国家开支迅速增长的过程中间明显不够用了,因此西洋人控制的海关在国家税收中占的地位日益突出。等到晚清和民国初期,可以说中央政府基本上是一个依靠英国人控制的关税来生存的政治集团。而辛亥革命的开始和各省军事集团的扩张,又大大地截留了本来北京政府可以染指的许多税源。辛亥以后,各省原有的地方税和土地税大体上都被新成立的各省军绅政权接管了,主要的收入都用于供养日益膨胀的新军集团。而中央政府除了依靠关税和盐税向外国银行团抵押借款以外,基本上也没有其他的什么收入。


· 未完待续 ·


(三)骗局


北伐以前,士绅和父老基本上是褒义词;北伐以后,土豪劣绅这个词开始流行。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时代,几乎所有报刊都认为士绅和父老是正义的一方;而北伐战争以后,绅士这个词比土豪劣绅也差不了太远了。


· 接上文 ·


随着袁世凯的死,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削弱了。列强为了维护自己的商务和开发的利益,越来越多地跟地方的军绅集团打交道,仅仅就是因为只有跟这些军绅集团达成的协定才能够真正执行,而跟北京政府达成的协定,执行能力是非常可悲的。像法国跟云南、广西方面的交涉,日本和俄国跟张作霖东北政权的交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这种交涉越多,地方精英集团的税收财政边界、地方军事集团和绅士集团之间的利益联结就越巩固。这种巩固自然而然地会产生出特殊的认同,以至于当时京沪的知识分子都非常哀叹,中华民国不像是一个国家,各省维护自己的省才像是维护祖国一样。江浙两省,像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1878-1945,早年留洋学习法学,曾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长,1920年任上海《申报》副总编兼主笔,撰写了大量时评文章。作品辑为《老圃遗文辑》)当时给上海报纸写文章的时候就抱怨说是,俄国人策动外蒙古独立没有人关心,但是江浙两省为了争夺上海的利源打起仗来,却像法国人和德国人打仗一样非常积极,如果说中国还有什么爱国主义的话,那么它也只有什么江苏的爱国主义和浙江的爱国主义,它没有什么中国的爱国主义。

其实这话倒是说对了。法国人的爱国主义和德国人的爱国主义,与英国人的爱国主义和西班牙人的爱国主义,它产生的方式跟浙江省议会和江苏省议会维护本省军人和本省利源的筹款边界形成的方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上海的税收占中华民国境内全部税收的一半以上,江南制造局制造的军火在南北各地的冲突中处于至关紧要的地位。当然你完全可以想象出,像卢永祥(1867-1933,皖系干将,1917年任淞沪护军使兼江苏省军务会办,1919年改署浙江省督军,1920年直皖战争后皖系衰微,卢永祥成了皖系的主要支柱。1921年开始推行省宪自治,1924年江浙战争中兵败落职)这样的浙江军阀,对于他来说,得到荒芜的外蒙古有什么用处呢,如果得到上海制造局和上海的大笔税收,那他就等于是赢定了,像是中了一个巨额的彩票一样。根据同样的理由,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了争夺法律上讲是属于勃艮第公爵和西班牙国王的佛兰德地区,也是非常带劲儿的;对于光复耶路撒冷或者收复神圣罗马帝国的旧土,则是非常不得力的。如果说民国初期的舆论有什么特殊之处,其实不在于各省利益集团和省籍意识的强大,而是在于这些特殊认同和中华民国所代表的认同之间的冲突,始终没有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像杨绛的父亲所代表的这些北京和上海的人,他们心目中始终有一个从大清袁世凯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大一统的中国结构,他们觉得像现在这样的民国初年形成的各省的军绅政权,始终是一种不正常状态,暗中渴望能够产生出新政权,不像是袁世凯那样专制,但是仍然能够把各省以某种方式团结在一起,非如此不能使他们心目中的正统图景得到满足。


然而照欧洲模式产生出来的这种新型的有产阶级干涉政治,实际上是只能在地方层面上才能有效的。如果不容许河北的绅士在保定干涉漕运的军事开支,或者说不支持上海的绅士要求浙军和苏军同时撤出上海、成立上海自治政府的要求,那么这些地方资产阶级就根本没有什么参政的依据了。这样一来,中华民国的政治结构就出现了无法两全其美的裂痕。如果要强调地方政治认同,那就可以跟各地地主和资产阶级要求控制地方政权的诉求一致。意识形态上的力量和财政经济的力量结合,再和本地军人结合,就能够形成足够强大的干涉力量,形成实际的政治力量。但是这个实际上的政治力量在原有的意识形态当中又找不到充分的依据。原有的意识形态可以强调大一统的必要性和中华民国重新统一的必要性,但是这个重新统一,无论以北京为中心还是以广州或其他地区为中心,都必须以压制甚至毁灭各省已经成立起来的有产阶级和军人集团为代价。而这个有产阶级和军人集团一旦毁灭了以后,实际上中国产生出西方那种资产阶级国家和国会政治的可能性就要完全消失了。

什么是国会政治呢?它本身就是纳税的有产阶级负责管理国家政权的统治。江苏的士绅能够有效地控制江苏的省议会,浙江的士绅能够有效地控制浙江的省议会,因此浙江的督军和江苏的督军都有一定的理由害怕当地的地主资产阶级,正像是查理国王害怕他的国会一样。但是北京政府和地方上的士绅,和上海杭州的士绅缺乏直接接触:北京政府的开支是依靠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提供的,是依靠外国贷款提供的;在革命以后,则是依靠苏联,广州和南京的革命政府推翻北京政府以后,又是依靠苏联的卢布来维持的;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革命斗争,同样要依靠苏联的卢布来维持。谁出钱谁就有发言权。北京政府的钱可以说是来自于列强维持远东条约体系的代理人,因此他自然而然就是列强维护远东条约体系的代理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斗争,要依靠共产国际出钱,它自然而然就变成了苏联在远东挑战帝国主义秩序的外交代理人。这两种政治格局对各地的士绅产生自己的议会、产生英国式的欧洲式的议会政治都是不利的。而后一种比前一种更加不利:因为帝国主义的条约体系产生出来的代理人政权,它可以是袁世凯或者李鸿章式的代理人政权,虽然不会直接支持广东或者上海的士绅建立自己的议会政体,但是至少对省没有明显的妨碍;而国民党和共产党依靠卢布进行的革命对这些士绅形成新的共同体则构成了直接的妨碍和破坏。


国民政府在北伐前夜,在广东推行的社会革命,它的第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摧毁了清末民初形成的广东地主资产阶级集团。蒋介石镇压商团军叛乱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时他在东征惠州的时候又摧毁了陈炯明和粤东商人形成的政治联盟。后一个政治联盟的摧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孙中山在早年搞革命的时候,陈炯明和粤东商人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而粤军是国民党的第一支党军。孙文对陈炯明的背叛格外的痛心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支军队是他的第一批子弟兵,而惠州那些商人是毁家纾难支持革命的第一批革命先烈,而他在革命还没有成功,第一批要杀的人就是他过去的革命同志,是最忠贞的革命同志,是革命的第一批支持者。换了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感到痛心。但是这种变化本身就反映了早期国民党和晚期国民党的性质变化。早期国民党依靠孙中山的广东同乡,特别是粤东商人的支持,实际上他每一次北伐,在运气最好的时候能到南京,运气不好的时候连梅岭都出不了,完全变成一个广东的地方政权。这一点毫不离奇。粤东商人支持的政权是不可能得到湖南绅士支持的,要想得到保定绅士甚至是东北商人的支持那就更加是纯属做梦。按照他那种民国初年的革命方式,广东商人支持的革命,它顶多建立一个广东的自治政权或者独立政权,就像英格兰的地主和伦敦的商人支持的革命不可能建立法兰西共和国一样理所当然。

他要想建立一个笼罩整个大清帝国全部领土的政权,那么只有两种办法:第一就是他要有一种超人式的手段,在整个十八省找到一个广泛的支持群体,这一点他做不到;第二呢,就是他依靠外国的支持,把这些各省原有的能够产生议会政治的有产阶级群体全部铲掉,在这个废墟之上,建立一个不需要当地利益集团支持的党国。最终他选择了后面一种道路,主要原因也就是因为,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讲,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以来,各省地方士绅制造的有产阶级议会政治和地方意识形态已经强大到这个地步,足以破坏袁世凯或者任何企图用温和手段、用合宪手段统一中国的政治家;但是又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各省完全独立出来,建立英国、法国,哪怕是哥伦比亚或者委内瑞拉这种独立共和国的地步。这种上不上下不下的困境,就叫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孟子·离娄上》: “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他们一方面足以妨碍中国统一,另一方面又不足以建立独立的国家。孙中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作为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作出了一个合理的选择,就是说,既然你们不可能支持我统一中国,而且还会构成我依靠其他力量统一中国的障碍,我首先把你们全部铲掉,以免你在我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间构成障碍。这些被铲掉的对象就包括陈炯明和跟着孙中山革命的第一批最老最忠贞的支持者。



▊辛亥革命陈炯明率部激战光复惠州

1927年以后的整个政治发展都是依靠这种逻辑来进行的,它跟西方建立民族国家的逻辑是恰好相反的。西方建立民族国家的依据就是像陈炯明和粤东商人一样,建立出钱的人和用钱的人的联盟,建立出钱的地主商人和指挥军队的克伦威尔式人物的军人和绅士的联盟,然后用这个联盟构成国会政治。国会代表出钱的绅士,而国会运用他们控制钱袋子的权力,管理和控制掌握军事力量的人。无论是查理二世还是克伦威尔,虽然兵在你手里面,但是只要国会不给你钱的话,你有军队也没有用。而你为了让国会老老实实给你出钱,你必须对国会做出若干让步,例如财政开支要由国会监督,责任政府要由国会监督诸如此类的。如果你让步,接受了这些条件,那么由地主资产阶级控制的国会就实际上掌握了统帅军队的国王和共和国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我们现在所谓的民族国家就快要建成了。这个建成的过程,首先就是要资产阶级社会成长,成长到出钱的人的能力足以控制军队的地步,在最后一个阶段,掌握武力的人和掌握钱袋子的人达成适当的联盟的时候,知识分子才出现。

知识分子的出现对控制实际政局的钱袋子和枪杆子的联盟加以合理化,他们不能创造什么联盟,但是可以在这种联盟产生以后,运用各式各样的理论来证明这种联盟是天然合理的,然后军人和商人之间的联盟得到这种天然合理的意识形态论证以后,就构成了现在的国家组织。通过公立学校把知识分子建立的这个合法性理论灌输到每一个少年儿童的耳朵里面去,让他们在还没有成年以前,还没有能够理性思考以前,就觉得英格兰和法兰西是天然合理存在的。我们如果用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理论来分析它为什么是天然合理存在,答案就是,英格兰的地主和商人出钱养了英格兰军队,英格兰军队因此必须服从英格兰的地主和商人,既然这种安排双方都已经接受了,那么最好就是用某种方式让全国人民都接受。所以英格兰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发明英格兰民族的神话,论证我们自古以来就是一家,应该团结起来,我们跟法国人或者其他人都不一样,我们团结起来,降低统治成本是有好处的。这个最后一步就是民族国家的建构。但是民族国家的建构如果没有前面几步,没有资产阶级集团和军事集团的有效结合,它是搞不起来的。但是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建构也不是毫无力量,在资产阶级集团和军事集团有能力而且事实上已经达成某种协议的情况下,如果知识分子的建构工作不够给力的话,至少在建构开始的敏感时期,这个建构仍然有可能被其他的干涉者破坏。


▊江苏咨议局旧址后,改为国民政府临时参议院,现为江苏省军区大院

其实民国初期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民国以后,各省省议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地方军阀所代表的军事力量,钱袋子和枪杆子,在某些省份,例如像是湖南和浙江这样的省份,已经达成了比较良好的协调,已经形成了某种宪法结构;而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论证了,像是直隶绅士对大总统曹锟的弟弟——直隶督军曹锐(1868-1924,曹锟的弟弟,1916年任直隶督军,1918年任直隶省长,在任期间出卖县缺,与民争利)的抗议行动,其实性质上讲,跟英国国会的行动是差不多的。现在成功不成功不要紧,关键是要积累先例。直隶绅士一次抗议不成功,两次抗议不成功,但是经过多次抗议以后,直隶绅士和直隶军人之间早晚会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协定。而这个协定不是别的,恰好就是西方议会政治的常规。西方议会政治并不神秘,说白了也就是有钱的地主和商人跟有枪的军人之间达成适当的协定。我们知识分子最好不要破坏这个进程,而是以合理的方式去,一方面推动引进西方的宪政观念,一方面去推动军人和商人之间不要采取暴烈的撕裂行动,尽可能达成双方都能满意的协定,推动他们养成相互谈判相互妥协的习惯,这样英美式的宪政道路就有希望渐渐走成了。

我们现在知道,胡适的理想也好,还是谭延闿或者是浙江省议会的宪法也好,最终都没有执行下来。没有执行下来的原因,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归根结底,一方面是因为军绅政权的联盟不够巩固,像是伦敦商团供养的武装,足以支持克伦威尔打败查理国王的军队,而广州商团所供养的武装却没有办法把孙中山和蒋介石赶出去。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孙中山和蒋介石得到的卢布,比起广东商人自己筹出的银元和香港能够弄到的英镑要多得多,因此他们斗不过孙中山和蒋介石。这一点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错,而且是因为国际形势的错。我们知道英国革命在关键时刻同样有国际干涉:国会党一方面有苏格兰人和荷兰人的支持,而国王党这一方面,又有法兰西人和天主教势力的支持,双方也都是引用了外国的支持。但是英格兰等于是处在世界历史的一个比较核心的地位,外国人的支持虽然有一定的分量,但是还不足以动摇大局。但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则是处在世界历史的边缘地带上。伦敦商人的力量足以使查理国王从欧洲大陆引来的雇佣兵相比之下变得微不足道;但是广州商人的力量完全不足以跟蒋介石从苏联搬来的那些援兵相比。因此他们的失败与其说是他们自己的路径方面没有走好,或者是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在理论方面没有走好,倒不如说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从欧洲或者是欧洲边缘地区进入远东的力量,比起远东社会自己独立产生出来的力量更强大。后者始终是斗不过前者的。


▊筹办黄埔军校的苏联人,鲍罗廷与加仑

后者如果说是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地方,那就主要是,他们在二十世纪初期这个短暂的机会窗口期,一方面军人和绅士建立的集团在构建自己的宪法结构的时候动作太慢,没有意识到机会的短暂性,在构建宪法的时候私心太多,给其他破坏者留下了过多了干涉机会;另一方面就要责备知识分子了,远东的知识分子对大一统的迷恋远远超过了欧洲的知识分子。如果欧洲的知识分子也像上海和北京那些文人一样,非要坚持复辟拉丁文,在没有拉丁文的情况下搞新文化运动,也非要坚持搞一种通俗化的法文,要强迫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要用法文或者拉丁文做统一语言,一定要维持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统一欧洲的话,我估计伦敦商人的下场跟广州商人的下场也没有什么不同。民国初期支持地方精英集团的文人是有的,但是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都不够显眼,都显得太稚嫩了。在他们中有一个人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他就是青年毛泽东。在毛泽东投靠国共两党以前,当上海商人要求江苏和浙江的军阀统统撤出上海、在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发育最完善的地方实行议会政治的时候,支持他们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少很少,大人物很少很少,但是愿意支持他们的平民知识分子当中就包括毛泽东。在湖南的绅士在谭延闿的率领之下用民兵将张敬尧所统帅的中央军赶出湖南的时候,又是毛泽东非常积极地支持他们。

毛泽东后来的转向,在他加入北伐和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以后,最后完全否定了他早年的理想,这一方面与其说是他自己特别马基雅维利主义,不如说是反映了二十年代中叶以后东亚整个政治气候和文化气候的急剧转向。因为毛泽东在他的青年时代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但是跟他同时的韩国民族主义者或者台湾自治运动领袖,条件并不比他强多少。我们看现在韩国政府尊为国父的那批人的经历,他们其实跟青年时代到上海和北京混事儿的毛泽东相比也没有什么优越性,他们也就是出身于韩国的小资产阶级家庭,接受了一点西方的理论,觉得应该按照西方议会政治的基本原则来改善日本对韩国的殖民统治,然后渐渐地不容于日本殖民当局和当地社会,不得不跑到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城市来,一面打工一面混日子一面完善自己的理论。他们在当时搞出来的东西,一点儿都不比二十年代的毛泽东和他的同道来得更加完善。之所以他们能够成功,归根结底还是托了三、四十年代以后国际形势迅速变化的洪福。在日本帝国倒台的过程中间,属于日本的殖民地要想抓住机会,哪怕原先的理论建构非常弱,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青年毛泽东头像

而在国共两党已经把东亚大陆变成一个巨大的战场,而列强对于大清帝国留下来的这个巨大的烂摊子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的时候,无论如何你都需要有一个便于交涉的政权的情况下,你进行相反方面的投机,就比耐心地培养地方资产阶级集团更加合理了,至少它是一个立竿见影马上就能生效的做法。孙中山在他革命的时候,无论是要黑龙会的钱还是要苏联的钱,这个做法都是,如果你当时要到了钱,在几年之内你就能发动革命。如果他像英国人一样抱着很大的耐心,首先等着广东的商团逐步成熟,把广东的整个社会结构变成一个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结构,广东的资产阶级逐渐掌握文化上的发言权,然后广东的资产阶级资助产生一部分讲粤语的知识分子,让这些知识分子发明出一套广东人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代议制的政治理论来说的话,那就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俟河之清,人寿几何(1905年春,严复与孙文在伦敦会面。严复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文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广东尚且如此,大清帝国的整个国土那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即使孙中山有足够的耐心,等上三十年或者五十年,让建立议会政体的条件在广州完全成熟,在那个时候,河南和陕西的条件肯定仍然不成熟,这时候他还是会面临尴尬的选择,他到底是跟着陈炯明和他的广东老乡在广东先把代议制政体搞起来呢,还是等着,等到河南、陕西、青海以及所有的省份都已经产生出同样的社会变化,整个社会形势已经发展到跟欧洲成熟程度差不多的情况再做?他肯定是活不了那么久了,任何政治家都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获得成就,所以拔苗助长的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从拔苗助长开始,直到把树苗砍掉,移植外国的树木,这是一段很短的路程。如果要考虑孙中山和国民党为什么会走向后来的逻辑,也是这样的冷酷无情的现实需要造成的。欧洲的资产阶级和议会政治是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任何理论产生之前,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经过了数百年的发育,已经根深蒂固,足够强大,当地的资产阶级开始问鼎中原,开始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的时候,他们没有受到很强的外来干预,或者说由于他们自己在历史中心区,所有的外来干预都不如他们自身的力量强大,他们是历史的主人。而东亚各地的资产阶级呢,没有这样的空间,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使自己生长成熟,在他们刚刚生长出一点点幼芽、似乎可以搞一点过家家的国会政治游戏的时候,国际形势不配合他,政治家不配合他,最后知识分子也不配合他。


最后这一点并不是最影响大局的因素,但却是最可悲的因素。因为知识分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知识分子是一种低成本的投入,他的任务是正确地理解世界,然后把正确的历史教训留给后人,他最应该不计利害,只计正义,为什么呢?因为知识分子讲正义的成本是最低的,如果军人、政治家、商人、地主去讲正义不讲现实利益的话,他们会使他们本人和他们负责保护的人、他们准备开辟的历史路径,都遭到惨重的损失。仅仅是为了得到后世一点名分,或者说做出理论上正确的建树,付出这样的代价是不值得的。但是对知识分子来说,他无论做什么,基本上都不用付任何成本。而他居然像政治家一样考虑问题,第一不肯按照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总结欧洲国会政治产生的真实规律,给东方人提供必要的经验;第二,在国会政治稍微有一点机会的情况下,他不但不配合,按照欧洲知识分子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议会政治的方式制造舆论准备、制造理论准备,虽然这些舆论准备和理论准备本身并不足以改变大局,但是至少可以播下种子,给当时和后来的人提供适当的指导,而他们连这一点品行都不具备。他们的主流派,可以说基本上是把自己设想成为依附政治势力的吹鼓手,因此迅速地改变立场,不愿意在任何一种政治理论上停留得太久。

你注意中国近代史,就是说,真正愿意按照欧洲模式、培养当地民间社会的那些知识分子,要么是二流人物,要么是非常年轻,通常他们像青年毛泽东一样,在自己还不成熟、还不懂得怎样维持自己利益的时候,愿意为湖南的父老说情,认为驱逐张敬尧这类的行动,维护湖南自治政府是他自己的使命;但是年纪稍微大一点,也就像是中年的毛泽东一样,迅速地决定,扶不起的阿斗最好不要去扶他,与其去维护自己那些没有多少钱也没有多少靠山的老乡,倒不如去迅速投靠最有可能在短期内成功的强大政治势力,把自己早年出于乡土本能那种自然而然的诉求抛到一边去,甚至雇佣一帮文人,把自己年轻时代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扭曲或者消灭掉。可以说,如果说东方的资产阶级有他天生的弱点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个弱点比起东方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实在在也是微不足道的。


▊民国报刊标题

如果我们看清末民初,1905年以后到1935年之间上海的那些报刊,你就可以看出,基本的趋势是不断恶化的。在辛亥以前,大清已经似乎是注定要出局,而新的政治体制还没有确定的同时,当时提倡的各种不同的共同体设想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具有国际主义的性质。在上海、东京这两个码头,印度人、暹罗人、缅甸人、越南人、湖南人、广东人、东北人都聚在一起,各人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绝大部分都要求他们自己的家乡效仿欧洲成立某种程度的自治政府甚至独立政府。在辛亥革命以后,这种声势大大减少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提出这些理论的人,找到了在现实政治中的用武之地,很大一部分人都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投入了现实政治,变成被现实政治收买的人。在北伐战争以后,他们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被收买的问题,还要面临着被镇压被消灭的问题。在三、四十年代公立学校迅速普及的过程中间,他们的理论被从历史上抹去了,因此我们现在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

如果现在在座的各位有空的话,可以去翻翻二、三十年代以前的中文报刊,尤其是上海和东京发行的中文报刊,或者是用计算机检索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关键词检索,你就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如果仅仅选关键词的话,可以说,1924年以前,是一个没有“主义”的时代,他们谈论的是晋人、湘人、粤人、蜀人、滇人如何如何,普遍的用词方法是,滇中父老、川中父老或者诸如此类的。“父老”和“人”这两个词是它们经常有的关键词,它们对应的就是我刚才描绘的军绅政权,地方士绅和军人的统治;而在1924年以后,基本上每隔五年,主义这个词就要增加一点,最后原先那种带有古色古香的父老、士绅之类的词,要么是销声匿迹,要么是变成了讽刺嘲笑和指责的对象。北伐以后,土豪劣绅这个词开始流行;但是北伐以前,士绅和父老基本上是褒义词。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的时代,几乎所有报刊都认为士绅和父老是正义的一方;而北伐战争以后,绅士这个词比土豪劣绅也差不了太远了,无论在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看来都是需要排斥的对象。商人这个词在清末民初的短暂阶段一度取得了类似西方的地位,商团在胡适和北洋政府的时代基本上还是一个正面的词;但是在孙中山和蒋介石的时代以后,就重新恢复了那种唯利是图的色彩,甚至变成一个跟汉奸差不多、似乎带有私通帝国主义意味的词。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和新式教育学校制造出来的小知识分子,普遍热爱使用各种各样的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诸如此类的词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以后的报刊,基本上变成了主义的世界。


▊金门“大胆岛”标语

如果有人愿意做一条曲线图,把这些各种关键词、各种流行词的曲线画一下,也就可以看出,大清帝国倒台以后,知识分子是怎样不断修改他们的路径选择。而这个修改路径选择的过程,迅速配合了民国初年产生出来的地方共同体萌芽的流产,最终导致了我们现在的中国。如果说欧洲资产阶级的兴起和知识分子的民族神话的发明造成了现在的民族国家的话,那么在东方,绅商阶级和军阀的失败以及知识分子迅速的转向,造成了一种反民族国家。它颠倒了欧洲人建立民族国家的程序:不是通过资产阶级建立议会政治,而是通过打倒资产阶级而毁灭议会政治;不是通过各地的资产阶级瓦解神圣罗马帝国的遗产,建立地方性的民族国家,而是通过把已经瓦解的大清帝国各部分重新统一起来,以新的方式重现大一统帝国;不是打破拉丁文的一统江山,把地方方言升格为民族语言,通过方言文学的创作,建立英语、法语、德语这样的民族语言,而是通过新文化运动,通过公立学校教育的方法把国语普及开来,在方言文学正在产生和壮大的关键时刻,一下子阻断了方言文学升格为民族语言的可能性。

有很多人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称之为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然后理直气壮、莫名其妙地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西方一样在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建立完善的议会政治?或者运用某种类似新威权主义的论证说,议会政治固然好,宪政固然好,但是基本前提是,国家建构要能成功,西方国家建构成功的前提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不建立,在政治权威破碎状态下,议会政治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些理论其实根本上讲,都是细节上正确而整体上错误:他们说的一点也没有错,西方国家能够实施议会政治和宪政的前提,就是因为它建立了稳固的共同体,建立了近代民族国家,只有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宪政才能站得住脚;但是,中国没有走上建构民族国家的道路,它恰好是毁灭了本来可以产生出民族国家的那条路径,重新恢复了大一统帝国。由于在近代民族国家的世界,大一统帝国的重建无法依靠过去大明和大清那种内部势力来实现,所以它不得不从外部输入列宁主义的政党,只有比传统帝国势力更加强大的列宁主义政党,才能够摧毁像广东商团和陈炯明这样的地方势力,重新恢复大一统帝国。但是在这个新的大一统帝国冒充民族国家的同时,它也把组成和支持民族国家的真正力量,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地主资产阶级和议会政治给彻底摧毁了。


我们知道知识分子的用处是用来制造名号的,但无论知识分子制造出多少先进的理论,论证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民族国家,我们仍然逃避不了一个现实就是:我们没有地主资产阶级,而西方的议会政治和民族国家是依靠地主资产阶级建立的。在一个没有有产阶级支持的国家体制之内,我们只能有民族国家的名义而不能有民族国家的实质。民族国家这个外壳既然得不到西方纳税有产阶级和国会政治的支持,而它又必须存在下去,那它自然而然地必须有另外一套支持骨架。这另外一套支持骨架只能够来自于党国体制,只有党国体制才能够超越小的地区共同体边界,使如此广泛的土地和差异性如此之大的民众统一在一个政治框架中。没有这样的框架,又没有自发生长的资产阶级,整个框架就会变得无法维持了。我们实际上的处境是,我们想要一个假的民族国家,因此我们就得到一个假的民族国家;我们想要一个假的宪政,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假的宪政。为了使大家信以为真,把假的东西当成真的,所以就产生了在座各位所在的九三学社这种所谓的民主党派,为了让自己和外国人相信,其实我们也有一种相当于议会政治的东西,只要我们不去试图把它真正付诸实施就行了。然后又产生了无数的启蒙知识分子,试图说服我们,在现有的整个框架,在整个框架不做根本性结构修改的前提下,我们仍然能够通过现成的历史路径,达到西方民族国家和议会政治同样的政治效果。

当然这一切其实都是梦话。它真正的作用就是,制造这些题目,可以给研究和讨论这些题目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饭碗,然后又使那些本来希望了解自己所在世界的真实面目的人上当受骗几十年,等到他们终于通过自己的经验醒悟过来的时候,他们的年纪已经太大,已经不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路径了,于是原有的游戏又可以延长更长的时间。未来,大清帝国解体以后,东亚地区应该向何处去,应该怎样建立近代政治共同体的问题,又可以再拖延一代、两代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可以肯定,按照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径和我们现在提出问题的方法,我们是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的。如果你懂得怎样提出正确的问题,你也许能找到正确答案也许不能;但是如果你坚决拒绝提出真正的问题,而是要提出一些本来并不存在的假问题的话,那你肯定得不到正确的答案。所以我建议以后大家在场面上说什么话或者做什么事,那是个人利害相关的事情,应该由各人自己想办法相机行事;但是心里要明白,自己所处在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如果有人要对你说,中国已经通过近代革命建立了民族国家,为什么民族国家应该产生的一切现象都没有产生?各位自己要心里有数,在敷衍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实际上是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看清形势,即使不说出口,对自己都是非常重要的。谢谢。


· 未完待续 ·

(四)答问 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白手套。一方面,实质上,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表面上,制造一个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统战工具。



· 接上文 ·


提问部分(所有提问均经过精炼)


问:第一,您怎么看“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第二,您认为像九三学社这种民主党派存在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阿姨:我们首先要说明就是,宋人所谓的那种华夏性,或者用其他的名词来形容也无关紧要,它并不是孔子时代的华夏性,它本身就是在五代以后才制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神话。神话是为了支持现实政治。唐代中叶以后,士大夫阶级有一个共识就是,唐代之所以倒霉,是因为安史之乱的缘故。安史之乱和以后的藩镇割据,主要就是由于唐室的黩武主义和滥用蛮族雇佣兵的政策。要调整这种政策,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强调自己的文化纯洁性。如果我们不像以前的唐代皇帝那样不讲种族之防,把中亚人和我们大唐的臣民看成一模一样,事情也就不会发展成这个样子了。如果不用安禄山,不让杨贵妃跳胡旋舞,安史之乱也许不会发生,我们都会生活在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生活在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是多么美好。这些话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都可以看到(《胡旋女》:“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他把杨贵妃和安禄山相提并论,因为杨贵妃会跳胡旋舞——那大概是来自于波斯的一种舞蹈吧,安禄山,那不用问,他是昭武九姓,典型一个中亚雇佣兵集团。在他看来如果不把这些事情搞出来,而是始终搞成一个纯洁的文化和语言集团的话,后来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但是这种东西显然是神话。首先我们要清楚,唐朝根本就不是白居易和宋代士大夫所设想的那种华夏人的集团,它自己就是一个鲜卑人的军事集团。唐朝的祖先是来自于西魏北周那个武川军事集团,这个军事集团如果不是鲜卑人和杂胡的话,也是严重鲜卑化和胡化的军人所组成的。他们重新恢复汉魏衣冠是非常晚近的事情,在建国时期,大多数人都是只会讲胡语,会不会写字都还很成问题。如果把这些唐代的创始人称之为中华,而把安禄山和中亚人称之为非中华的话,那就会得出一个非常荒谬的结论,也就是说是,爱新觉罗家族完全有理由说他自己是中华,而俄罗斯人是非中华。你如果用汉魏衣冠的标准来讲,也就是说是孔子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的华夏文化的标准来讲,华夏文化早已在南朝灭亡的时候灭亡了。梁元帝在江陵即将被攻陷的时候就曾经悲哀地说道,在这一天,由汉魏东晋一脉相传的礼乐文化就此灭亡了。这就是当时的正统看法(“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这种正统看法并不怎么离奇,因为晋是魏的直接继承人,而南朝又是晋的直接继承者。他们一直以为建康的朝廷就是东汉洛阳朝廷的继承者,而北朝的朝廷是北魏的继承者,而北魏不过是阑入边境的众多蛮族集团的最后一员而已。如果唐朝有资格说自己是中华,那还有谁不是中华呢?


▊唐朝人骑大马

白居易或者宋儒这些人如果一定要按照唐朝的标准来排斥安禄山,那他们用什么方法来看待自己的宋朝呢?宋朝是怎么产生的呢?宋朝是宣武军节度使的后代(五代时,宋州初称宣武军,后改称归德军。赵匡胤任归德军节度使,“陈桥兵变”后,因其发迹在宋州,故建国号曰“宋”。北宋皇城即在原宣武节度使衙基础上扩建而成)。宣武节度使是谁建立起来的呢?是由中亚浪人武装集团建立起来的。唐朝政府是出于吃饱了撑的才把这个军事集团安置在汴梁么?当然也不是。原因很简单,唐朝本身之所以有战斗力,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一个满洲八旗一样的蛮族军事集团,它能够征服南朝,能够征服高句丽,能够在中亚打仗,能够实行府兵制,就是因为它的部落组织仍然存在。府兵制是什么呢?就是把部落的武士安插在农村的一种统治形式。它的主要好处就是,长安的朝廷因为实行了府兵制的缘故,就可以让军人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做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是,我没有钱给你付军饷,但是我有地,经过长期战乱以后,关中十室九空,五胡乱华以后有大批空地,政府要拿空地出来赏赐军人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拿钱来,他自己也没有钱。于是西魏和北周的政府,就把自己麾下的鲜卑军人和其他各杂胡军人安置在关中的荒地,让你们一面开荒种地,一面养活自己,一面为我打仗。我不给你军饷了,我把这些土地给你,这些土地就是你的军饷。

所以府兵制和均田制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汉魏帝国灭亡以后,原有汉魏帝国的大部分居民,也就是孔子时代华夏文明的真正继承人,在这个过程中间灭亡了。他们留下的土地,被来自内亚的部族军人占据了,蛮族构成了朝廷,把原来华夏的土地赏赐给内亚的部落军人。用这种方式,不用出钱就能维持他的统治。这就是均田制和府兵制的根源。隋唐帝国是北朝的继承者,它建立在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基础之上,而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实质就是蛮族部落集团在东亚实行种族替代和文化替代的一种措施。所以唐朝本身就是蛮族集团,所以他能够理直气壮地自称天可汗,他能够理直气壮地把突厥将领和他的部落收为唐朝皇帝的义子,赏赐他们姓唐朝皇帝的姓氏,让他们为自己打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事情一点也不比清朝的满族皇帝任命蒙古人作为自己的大将军来得离奇。


▊五代十国图

离奇的倒是唐代后期和北宋前期的士大夫阶级凭什么这样一厢情愿,觉得唐朝皇帝是我们自己人,跟我们是一族的,跟安禄山不是一族的?这种逻辑跟骂石敬瑭是卖国贼一样的荒谬绝伦。石敬瑭明明是一个沙陀人,他是属于李克用军事集团,这个军事集团是在唐朝打不过黄巢的时候从中亚引进来的蛮族雇佣兵。石敬瑭跟耶律德光的关系,明显比石敬瑭跟南方的任何汉人的关系更密切。唐朝皇帝跟突厥人的关系,也明显比唐朝皇帝跟任何南方士大夫阶级的关系更加密切。他们自己才是一家,跟你本来就不是一家,你有什么理由指责他们跳胡旋舞或者引用中亚游牧势力?等于说人家是任用了人家的表兄弟来统治你,而你这个连表兄弟都算不上的人却莫名其妙地去跟人家攀亲,好像你才是人家的亲儿子一样。你从来不是人家的亲儿子,根本就没有这种关系好不好。

当然制造神话都是有现实政治动机的。宋代取代五代的主要政治逻辑是什么?就是五代藩镇的雇佣兵统治是短暂而不稳定的,动不动就来一场黄袍兵变,宋朝也是通过黄袍兵变上台的。建立宋朝的宣武军事集团,就是我刚才描绘的那支内亚的回鹘人的军事集团的直接后裔。但是这样不断的军事政变,使即使不是所有人,至少是使士大夫阶级感到非常不满意,他们希望通过加强皇权,削弱藩镇的统治,实现更稳定的统治,也就是说通过强化中央集权,削弱地方的权力,降低政权更迭的暴烈性。这个目的他们达到了。达到目的以后,他们自然就需要建立一个合法性的神话,来论证为什么宋朝会比继承唐朝的各藩镇和蛮族军事集团更加正当更加正统,那么答案就是我们宋朝比你们更符合先王之道。这个理论是不能太认真的。我们知道唐朝的先祖,西魏和北周,也是面不改色地说,我们是行周政用周礼的,但是任何人都知道他们讲的是鲜卑语穿的是鲜卑衣冠。用周礼这样事情,正如陆游说的那样,是一种沐猴而冠的现象。宋代呢,宋太祖宋太宗作为雇佣兵集团的后代,他们自称是周公孔子的复兴者,但是其实本身也是沐猴而冠的。但是这无关紧要,神话跟历史真实性没有关系。能够真正影响历史的力量不是精确的考证,而是依据历史而产生的神话。


▊金人军队

宋代自称三代上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认为唐人是功利之人,只顾办实事,不讲理论上的正确性,我们在理论上比你们高,因此比你们更正统,我们尊王攘夷如何如何,这个内容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宋代的意识形态是在北宋中叶以后才开始形成,在靖康耻以后才正式形成的。北宋最强大的时代,也就是宋仁宗以前那几代,北宋没有一个正当的意识形态,当时的士大夫看待他们,还像是五代的士大夫看待那些雇佣兵集团是差不多的。这种缺乏正统性的状态,当然是使所有人都感到不爽,因此制造正统性的理论自然就层出不穷了。但是正统性真正成熟和稳定,还要到临安的朝廷站住脚跟,而临安朝廷的主要问题已经是跟北方的辽金元政权对立的情况下如何证明自己的正统性的问题,因此他们就进一步强调,为什么我们虽然如此软弱却不应该灭亡呢?当然是因为我们才是真正的华夏,你们不是真正的华夏。

这一点绝对不是事实。我们必须说,从体制的角度来讲,辽金元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跟唐代是更加接近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府兵制,就是我们所谓的猛安谋克制度。什么是府兵制?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把鲜卑部落的武士安插到地方上来,用土地做他们的军饷。什么是猛安谋克制度?就是把女真族的部落武士安置到河南和山东,把周围的土地分给他们,让他们来自己养活自己,同时负责监视周围的居民。这两种制度是一模一样的,从性质上讲跟清朝的八旗制度是完全相同的。它能够行得通,就建立在作为政权基础的府兵,或者猛安谋克,或者蒙古的千户百户万户,或者是清朝的八旗,跟统治者所在的中亚王族一样,都是出身于中亚部落,有中亚部落的残余战斗力和团结力,在文化上讲也跟朝廷更亲和,他们有理由认为他们会效忠朝廷,监视周围跟朝廷在种族文化语言上差别较远的其他居民。这三种体制之间的相似性非常之大,而跟南宋行使的那种完全的郡县制度和雇佣兵制度不一样,战斗力比后者强得多:南宋的军队是招募社会上的流氓无产者去做雇佣兵,朝廷为了支付这支庞大的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军队,耗尽了国库的百分之八十;而部落军,一方面战斗力比宋人的雇佣兵要强,另一方面要廉价得多,它是接近于免费的,至少在它立国初期是接近于免费的。


▊金人重甲骑兵“铁浮屠”

金人的战斗力、满洲人的战斗力在初期非常强悍,这就跟唐朝初年战斗力强悍原因非常相似,因为他们的部落军人在这个时候仍然是不脱部落积习,仍然英勇善战而且免费。越往后,他们渐渐地浸染了中原文化,浸染了儒学,上层阶级变成会做诗的纳兰性德或者会写书的儒生,下层阶级变成了拿不到工资就不肯打仗的普通士兵,这时候他们的战斗力就跟南宋差不多了。金人后来被蒙古灭亡就是这样的原因。在他初期能打的时候,他拥有的都是唐初府兵和清初八旗那样的部落军。任何人,只要不受那种夷夏之防的偏见或者大中华民族主义偏见的影响,都可以看出,唐朝初年的制度,跟辽朝初年、金朝初年、元朝初年、清朝初年的制度极其相似,而跟宋朝的制度极其不同。宋人到底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是唐朝的继承者,而金朝、辽朝不是唐朝的继承者呢?

不仅从制度沿用的角度来看,金人比宋人更有资格继承唐朝,而且从法理的角度来讲,金人也是唐朝的继承者,因为南宋已经向金人俯首称臣了。北宋在最初建国的时候,根据五行始终说,认为我们的朝廷是根据金木水火土的循环,继承了唐朝的德性。然后他们败退到江南以后,金人占据了汴梁,然后双方达成的和平条约就有这样的条款:第一是南宋必须向金人称臣称侄,作为金人的藩属而存在;第二就是他们连自己的德性也被剥夺了,以后在祭祀的时候,只有燕京的金人朝廷才能够自称他在五德始终的序列中间继承了唐朝的德性,作为唐朝的继承者。不管宋人士大夫阶级私下里说什么,从法统的角度来看,从祭祀体系的角度来看,金是占据了北宋的顺位,继承唐朝,而南宋没有继承唐朝的。


▊金代文物《铜座龙》

所以你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讲,认为“崖山之后无中华”的逻辑都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中华”这个词是个非常虚的、无所指的逻辑。如果你承认唐朝本身是一个能够代表着中华的正统,那么你很难拒绝承认金朝、元朝和清朝有同样的正统性;如果你坚持认为金元对宋的征服毁灭了华夏,那么我不得不说是,你最好还是回到隋朝时期的儒家的传统看法,就是隋朝渡江灭陈、北朝消灭南朝这件事情,已经把中华文化的残余给毁掉了,隋唐本身就是满清一样的征服政权,只有南朝才是汉魏的继承政权。既然我们已经一开始就背叛了原则,承认隋唐这样的鲜卑人政权也可以算是中华,那么凭什么要歧视女真人和蒙古人?女真人和蒙古人到底哪点不如鲜卑人了?鲜卑人进了中原就可以算是正统政权,女真人和蒙古人就偏偏不能算正统政权?这个逻辑是完全不通的。

支持这种逻辑的唯一依据,就是因为宋代以后的士大夫阶级的构成,跟唐代以前的世家构成不一样:唐代以前的世家,它有一定的土豪性,像是陈寅恪所论证的那些关陇集团或者是关中集团一样,它能够跟政权构成一定的合作关系,使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少不了他们;而宋代以后,出生平民、依靠科举维持自身地位的士大夫阶级,他们的贵族性和土豪性都更降低了一层,政权对他们的需要更少,他们更加边缘化了。更加边缘化的集团,必然要提出更加抽象的、更加不务实的、更加激进的理论。所以唐朝以前的士大夫经常采用务实的理论,宋代以后的士大夫经常采用三代上古和抽象的理论。三代上古是什么?是更加理想主义、更加缺乏历史依据的理论。因此你提倡这种理论,不用付实际的政治责任。而提出这些理论的士大夫阶级本身又恰好是不付实际政治责任的人,双方一拍即合。


▊宋太祖赵匡胤

如果我需要参加实际政务,那么我就必须按照务实的需要来调整双方的利益,这种情况下,即使我嘴上说的是不太响的话,但为了实际办事的方便的话,那这个牺牲是值得的;如果我根本就处在更边缘的地位上,我说什么都不管用,做什么也不管用,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我能够嘴上说得一片响,那么这个说得一片响的理论对我来说就是非常宝贵了,我凭什么要放弃我的伟大理论呢?我无论制造什么伟大理论,我都处在边缘地位上,那么与其搞出一种有气无力说出来不响的理论,还不如搞出一种义正词严说出来很响的理论,至少从心理安慰的角度来讲,这样我会爽得多。从实际角度来讲,两者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所以我当然要制造这种不务实的理论了。后人知道得很清楚,宋明清的士大夫阶级都以唱高调而不务实著称,这跟这个社会变化很有关系。唱高调而不务实,如果毁了朝廷,这个朝廷反正也不是我的朝廷;如果我是朝廷的一部分的话,我恐怕就是要更务实而不唱高调了。道理就是这样。

像九三学社这种组织,它本来是为政协会议而召开和准备的知识分子团体,由于它在知识界以外没有任何依据,我想在任何现代民族国家的国会选举中,它是一张选票都得不到的。它唯一能发挥作用的时机,就是在国会政治还没有建立以前那个敏感的窗口期,那时候人民还没有完全确定自己的政治选择和政治归属,少数知识分子显得非常重要,他们可以以测试的方式,在各大主流政党周围去推销自己的政治见解。也只有在这个微妙的窗口期,它才能够发挥一点点作用。一旦转型期结束,这些人很快就会回到他应有的地位上。他们应该,不是他们,而是你们,你们早就应该在1946年宪法通过的三年之内销声匿迹,被所有的选民遗忘。而你们之所以会销声匿迹,是因为你们被共产党放进了冰箱。共产党不再需要国会政治,但是它需要欺骗人民和国际友人,使他相信他还有一定的推行国会政治的诚意,所以他需要保存若干个僵尸政党。如果实行真正的国会政治,你们的下场跟青年党在台湾的下场一样。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时候,他需要养一个青年党,证明我老人家不是一党独裁的。等到真的实行国会选举的时候,谁会知道青年党是谁呢?他们在三年之内销声匿迹了。没有人还记得跟着国民党到台湾的还有一个青年党、一个民社党,它们在一党专政的时期还占着好几个国大代表的名额。谢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问:第一,有人说中国唯一的出路是宪政民主,您怎么看?第二,香港和台湾离中国越来越远,您如何看祖国统一的问题?

阿姨:中国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出路,因为中国这个词本来就是作为大清帝国的替代物而提出来的,而大清帝国在它灭亡的时候,正处在像奥斯曼帝国类似的状态,它在分崩离析。如果它按照我刚才描绘的方式,各地产生出自己的资产阶级,然后资产阶级产生出自己的资产阶级政权,那么在若干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实现资产阶级国会政治,也就是所谓的宪政民主,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就叫资产阶级专政。但是这样做的条件就是,你不可避免的要面临着这样的情况就是,发展情况不同、社会情况不同的各地区,必然会产生出形态不同的政治体制。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大清将会像奥斯曼帝国一样解体,你不可能把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放在同一个大土耳其共和国境内,然后说服塞浦路斯人和叙利亚人相信,他们都是大土耳其民族五十六个族群当中的一个族群。这种路径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你既然要把大清的全部版图留下来,那你就必须去考虑,你必须实行有效的统治。不是所有地区和所有人都能够实行宪政民主的,但是所有地区和所有人都必须实行有效管理。没有有效管理和统治,很快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和人口灭绝。在各种有效管制和统治之中,有几种是不可能产生宪政民主的,共产党所代表的这种列宁主义统治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列宁主义统治本身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它的存在有其目的和价值。它存在的主要价值就是把大清帝国留下的这些广土众民重新捆在一起。道理很简单,要想建立一个有效的资产阶级国家,你就必须存在一个有效的共同体。而大清留下的这个版图,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有效的共同体。粤东商人和广府商人团结起来都是非常困难的,粤东人和湖南人哪怕是在同一个国民党内,也从来就没有过和平相处的时候。桂军和粤军之间,尽管号称两广大同乡,但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比起英格兰和法兰西来说,一点儿都不更小。最相邻的几个共同体尚且如此,要让所有共同体都展现出自身的政治意志,结果肯定是分崩离析。为了不让它们展现出自己的政治意志,那你就只能用其他的共同体去代替它们。


▊清王朝多元政治结构

中国唯一真正的共同体是什么?那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凭什么存在的?答案是,它凭借列宁主义的镇压手段,有效地铲除了所有有可能跟它竞争的共同体。在这个前提之下,它才能在大清帝国的遗产之下维持有效的统治。缺少这个前提,比如说你用宪政民主的手段捆住了共产党的手脚,使它不能有效地行使它的割草机职能,结果不可避免的,将来在共产党这个真实共同体之外产生出各式各样相互矛盾的其他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能够达成共识、建立统一国家的可能性是微不足道的。你要建立统一国家,就必须用一个共同体的意志去铲除其他共同体,要不然各式各样的共同体产生出来以后,自然而然就使国家分裂了。宪政民主是一个抽象的词,实际上它讲的内容就是有效的共同体的形成。要有有效的共同体形成,你首先必须停止列宁主义这台割草机的运作。停止了这台割草机的运作以后,这个机制维持的中国就不复存在了。

我们要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本质是什么?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白手套。手套和手相比到底是谁重要呢?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当然它是不可能存在的。在唯一有效的共同体停止运作以后,有些地方,特别是内地,它根本不会有任何有效的共同体存在。共产党党组织之外,只有一盘散沙的社会,这个社会很容易落到任何愿意攫取权力的冒险家之手,而这些冒险家实现民主的可能性基本没有。我刚才已经反复强调过了,马克思在一个方面是正确的,什么叫做宪政民主政体?那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在没有产生有效的地主资产阶级共同体的情况下,你不可能实现有效的国会政治。这种条件至少在内地是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这些地方,在选择列宁主义专政和无政府状态之间,是没有其他选择的。沿海地区有一定的资产阶级萌芽,例如民主党派当中或者是人大政协中间有一定的可以称之为土豪或者马克思意义上的那种资产阶级存在的萌芽,但是他们只是个人,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团体。只有在这些人形成有效的团体以后,他们才能够建立有效的国会政治。


▊香港

这种条件只在香港和台湾具备。香港和台湾为什么会构成重大的挑战力量?就是因为它们本地的共同体已经接近形成。它们形成了共同体,自然就要产生自己的独立意志,而这个意志自然会跟任何大一统政权的意志不同。你要想让这个意志不存在,很简单,马上派人到香港去打土豪分田地,把它们的地主资产阶级消灭干净,当他们只剩下最穷的人、最分散的人、完全依附于人的人,然后派二十个政治宣传委员到那里去,每个阶级派一个党支部书记过去,他们马上就像河南人一样热爱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听任他们的共同体继续成熟,那他们肯定会产生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这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会发明出理论,论证香港自古以来是一个民族,根本不属于中华民族。到那时候你要下手就太晚了。所以我建议,要么做绝一点,拿出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来,来一个斩尽杀绝,这样做你还能维持中华民族;要么你要下不了这个决心的话,你听任它慢慢掐你,你还不如放一放手,慷慨一点儿,让他们自己爱咋咋地去。

在中国国内,情况也是这样。你如果放任,比如说是某一个资产阶级社会有可能成熟的地区,例如浙江和广东,让它成熟起来,他们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跟香港和台湾要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在大陆上,可能紧靠着大陆,因此他们的社会很容易被破坏。差别就只在这一点。你要想让从帕米尔高原到上海到舟山群岛,如此广阔、社会差异如此巨大的地区,按照同一个结构发展出有效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可能性是基本没有的。有些地方,它的社会成熟程度连建立伊斯兰国都不见得够;有些地方,它的社会成熟程度至少建立一个新加坡是已经差不多了。如果你放开手,让它们各自产生自己的资产阶级,它们产生的政治意志一定不会相同的。如果要让他们的政治意志表达不出来,那么列宁主义政党不但不能削弱,而且需要进一步加强。稍微放软一点,稍微后退一点的话,整个体系就分崩离析了。这是不能两全的东西。


▊从东海看中国,千差万别的地形

这里的根本问题还是,我必须再强调一遍,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从来不是民族国家,而且是所有政治体制中间最不可能转型为民族国家的一种政治体制。它是一种,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的政治体制。一方面,实质上,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这是统治实质;另一方面,表面上,制造一个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统战工具。这个统战工具,不管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用处,但它至少可以安抚在座诸位的感情,让各位感觉到自己毕竟还是一个跟欧洲人差不多的民族国家。在你得不到实际上的面包的时候,望梅止渴一下,有时候也是感到相当愉快的。如果把这层纸戳穿了以后,连望梅止渴的愉快也没有了,那这是何苦呢。

实行宪政民主对很多人都有好处,但是唯独对在座各位没有好处,因为在座各位的实际地位就跟国民党在台湾一党专政时代的青年党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国民党维持一党专政的时候,各位才能够具有存在价值。这种做法一旦结束以后,国民党也许还能够转型成为议会党执政一段时间,共产党在转型时期,至少在最初的转型时期,它还有一定的过渡价值,在座的各位一定是第一批会被抛弃的人。你如果为自己的利益着想的话,最好是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 未完待续 ·


(五)答问 下


如果大清入关以后先搞一下土地改革,把所有的绅士都拉去游街然后枪毙掉,恐怕也就不会有人来写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了。



· 接上文 ·


问:第一,苏联当时的资产阶级是否发达,如果发达,那它为什么也变成了党国制?第二,党国制的理论祖先是马克思,但《共产党宣言》却是在资产阶级发育完善的地方搞出来的,您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阿姨:俄罗斯帝国,照马克思的说法,也是资产阶级发展并不完全。照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列宁本人的看法就是,自由主义这匹马在俄罗斯永远不会出现,就是因为俄罗斯的资产阶级社会发育不完全。他说这话的时候,十月革命还没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发生。众所周知,俄罗斯专制主义跟俄罗斯的农村村社结构是有共振关系的。斯托雷平改革摧毁了村社结构以后,俄国的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还远远没有发展到像西欧那样能够产生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地步。如果它能够和平发展三十年,能不能够产生成熟的资产阶级社会,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不好说。但实际上它没有能够得到和平发展三十年的机会,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快就爆发了。

照列宁本人的话说,战争造成了革命。因为战争造成的动员措施使刚刚成长起来、还没有壮大的资产阶级社会整个破产了,战争造成的经济危机给革命提供了适当的条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根深蒂固的西方国家,尽管战争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和牺牲,但是不足以摧毁它已经建立起来的国会政治。而俄国呢,它的资产阶级还在羽翼未丰的时候就遭到拦腰一击,所以布尔什维克才会得到可乘之机。临时政府按照西方议会政治的规矩企图建立俄罗斯共和国,被列宁轻易地摧毁了。这里面固然有德国皇帝和五千万金马克的功劳,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议会政治的确像列宁本人所指出的那样,本身是发育不全而且极为脆弱的。


▊无产阶级红军饮酒图 如果你被别人打倒了,那你就先不要怪别人为什么打倒你,想要问一问你自己为什么那么容易被打倒,为什么法国人和英国人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答案显然是,俄国本身的社会确实是处在发育不全的状态。这一点其实列宁本人的著作已经论证得很清楚了。他在十月革命以前以及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几年,主要的工作就是苦口婆心,向社会主义各党派论证俄国形势跟西欧不同,西欧可以先实现资产阶级社会,但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承担不了这样的历史使命,如果你们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办事的话,你们就要等待俄国首先变成资产阶级社会以后再去搞社会主义,但是如果你们这么做的话,你们就是傻瓜,让我来告诉你们,俄国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跟西方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走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可以在资产阶级还没有充分发育之前就抢先颠倒历史顺序,用少数先锋队夺权。这就是十月革命的本质。

十月革命产生了列宁主义政党,它们全都是走边缘路线,也就是说他们跟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不一样:马克思本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充分发育以后才有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因此社会主义肯定是在资产阶级发育最完善的国家产生的,像俄国这样的国家,显然是应该先进入资产阶级,然后再考虑有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而列宁主义政党恰好是打击资产阶级世界的薄弱环节,也就是说是,它发动革命的地方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完善的地方,而恰好是资本主义发展最不完善的地方,无论是俄国、中国还是共产主义革命最终实施的所有地方,全都是这样的边缘地带。这些地方之所以能够建立共产主义国家,与其说是因为资本主义罪恶的原因,还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地方没有能够发展出有效的资产阶级社会。



▊李承晚与小萌鹿

如果他们能够发展出有效的资产阶级社会,像现在韩国这种情况,谁还能在韩国发动共产主义革命呢?除非你发动一场战争去征服它。但是,如果是在1950年李承晚时代的韩国,那么这个地方恐怕像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一样,是很容易建立共产主义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1950年代的韩国,资产阶级社会还没有成熟;而现在它的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充分成熟了,成熟到足以实行我们大家一天到晚假装讨论的宪政民主的地步了。但在这种情况下,跟马克思的预见不同,等社会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后,已经没有人想要建立共产主义了。

至于马克思那些理论,它跟列宁的理论显然是不同的。如果按照列宁的理论的话,先锋党本身就应该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统筹所有物资,这恰好是马克思本人最反对的东西。马克思本人是强调建立工人阶级的自治团体,像巴黎公社那样分散的自治团体,建立以后,然后各个自治团体可以考虑建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联邦,但是绝对要消灭一切官僚机构和常备军。列宁主义在这方面恰好就走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因此它就受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激烈攻击,后者也是社会主义其他派别,而且孟什维克从理论上来讲,更接近于马克思本人。

但是理论上正确与否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你理论上跟马克思一致,然而理论上跟马克思一致的所有政党都得不到权力;而列宁跟马克思的理论不一致,但是却能够在若干边缘国家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后者就赢了。真正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从来没有胜利过。只有两种政党胜利过,第一种就是把自己变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社会民主党,第二种就是把自己变成先锋队专政党、建立强大官僚国家的苏联式列宁党。完全坚持马克思教旨的政党从来没有胜利过。胜利的政党都是这两种类型的修正主义者。我们是属于列宁党这种修正主义者,而西方的社会民主党是属于改良主义修正者。历史给出的答案就是这个样子的。谢谢。


▊马克思:你们有人叛变了革命! 

问:您讲的文明东扩论与正统的史学非常不一样,您还提到三星堆文明比中原地区文明更先进,但是后来三星堆文明却消失了,您如何解释?

阿姨:不仅三星堆文明后来消失了,早期进入东亚的青铜器文明都消失了。它们有一个明显现象就是,最早出现的青铜器非常突兀。因为以前都是一帮住泥巴屋子和地窑、顶多会修一些树篱的非常原始的居民,然后突然他们一下子会制造非常精美的青铜器和战车,然后他们子孙制造的青铜器一代不如一代,慢慢消失了。这种现象本身就是支持文明外来的重要依据。如果你是自然产生的,那么你在精美的青铜器产生之前,一定会首先产生不那么精美的青铜器,然后不断修正进步,越往后越好。不可能是一开始制造泥巴屋,然后突然会造出青铜器,而且又造得非常好,然后又突然变得造得不好,甚至完全消失了。只有一种解释合情合理:原先的土著居民根本不会造青铜器,而且一直不会造,然后外来文明从西亚带来了先进的青铜器技术,但是在东亚的环境当中一代一代退化了。第一代造的青铜器很好,第二代模仿得就比较差,第三代模仿得不如以前,最后就变得跟周围的土著没有什么区别了。


▊《叛舰喋血记》海报

这样的现象非常常见,像是《叛舰喋血记》(1935年美国电影)里面那个英国水手,他们逃离皇家海军以后,带着英国的火枪到了太平洋群岛上面,凭那些火枪,把只会使用弓箭的土著人吓得要死,好像他们是天降神兵一样。但是也只有第一代人是这样,第一代人娶了土著女人,然后生出混血的孩子,而第一代人带来的枪渐渐地朽化了,火药也供不上了,最后就变成玩具了,最后等到第三代人,他们就跟土著没有区别了。外来文明的输入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不同时输入英国的贸易体系和工业技术,你带的几把火枪也就只能使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很快就跟土著没有区别了。最初输入东亚的西亚文明显然就是遭到这种待遇。也只有这种理论模式,才能解释这种首先出现精美青铜器,然后一代不如一代的奇特现象。

可以说,青铜器的冶炼技术可能首先需要国际贸易线输入的某些原料,说不定需要西非或者是高加索或者乌克兰的材料;第二就是,他们的青铜器铸造传统需要有某种宗教传统来支持。而这两者在移居到远方以后,都或者是不能维持了,或者是维持的成本渐高而慢慢被放弃了。这种假定非常吻合东亚史前时代的历史现象。另外顺便说一句,不仅是史前时代,在文字记录开始以后,情况也始终是这样的。靠近两个出口——一个是北方,从天山和昆仑山之间,从中亚输入技术的缺口,它的输入线是通向关中和上党;另一个缺口是通过西南、印度,通过缅甸、巴蜀、安南、广州这一条南洋输入线——凡是远离这两条输入线的地方,它的技术进步都要慢半拍。包括我们最常见的东西:我们坐的椅子和我们吃的小麦都是这个样子的。


▊敖汉兴隆沟遗址出土碳化黍粒

首先使用小麦的地方是在河湟谷地、关中一带。东部使用小麦是非常晚的。直到唐代的本草还说小麦有毒,不能随便吃,需要先解了毒才能吃(《唐本草》:“小麦汤用,不许皮坼,云坼则温,明面不能消热止烦也。”)。这种说法很明显是因为小麦在当地还很陌生,大家还非常不了解它,才会有这样的传说。而小麦做的面饼在唐玄宗的时代还被称为麸饼。从生物学考证的技术上你就可以看出,新疆、西藏、云南产出来的小麦品种是更古老的小麦品种,跟两河流域的小麦品种非常相似,而现在广泛使用的小麦品种是比较晚近的品种。所有这些现象都说明,最常见的农作物本身就是从西亚中心一波一波输入的。孔子时代,大家都很清楚,照孔子本人和春秋战国时代所有作家的记载,当时人的主要食品是喝粥,喝黍米粥,黍米是一种鼠尾草植物,喝起来黏黏糊糊的,但是使用的广泛程度完全不如小麦。小麦是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使用,而鼠尾草植物,无论是在孔子时代还是在现在,除了华北若干地区以外,基本上没有人用。小麦广泛在华北种植以后,鼠尾草植物的种植也受到严重限制,基本上变成一种猎奇食品了。

同时金银器、重要的武器、战车之类的技术同样都是在西北、西南两个口首先产生,然后再渐渐普及到中原的。几乎所有的技术,包括唐诗,唐代的字数和音节更加丰富的近体诗、韵律之类的东西。所谓的中医,在唐代增加了婆罗门医术的很多成分,在明代又增加了伊斯兰医术的很多成分。东南沿海所谓的海上之路的贸易当中,基本上都是由来自于中亚或者阿拉伯世界的商人替唐朝和宋朝的政府充当商人的管理者和贸易总监。这些现象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整个输出并不是仅在史前时代才存在,即使在文字产生、大一统中央帝国产生以后,来自中亚的输出始终是持续不断的。唐僧为什么要去印度取经,为什么日本人要派遣唐使到唐代?为什么不是印度人到唐朝取经,为什么不是中土的和尚跑到日本去取经?这些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它本身就反映了文明的坡度和中心—边缘结构,跟史前时代在耶利哥开始驯化小麦的时代形成的结构非常一致,基本上在以后几千年都没怎么改变过。


▊埃及人收麦子图 问:您怎么看一带一路?

阿姨:一带一路是编造神话自己害自己的一个典型,因为海陆丝绸之路本来就是近代以后为了制造国族自尊心而制造出来的神话,在真正的历史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南洋的海路在明朝中叶以前基本上是操纵在阿拉伯人手里面的,在明朝中叶以后操纵在欧洲人的手里面,号称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宋人、唐人和明人都是处在非常被动的地位上;陆上丝绸之路同样如此,汉代的陆上丝绸之路是安西和肃慎的商人所主管的,唐代以后的陆上丝绸之路是像安禄山这样的昭武九姓,“通六藩语,为互市牙郎”的蛮夷所主管的,很少有中原的居民能在这种贸易中占据主要地位。而中原王朝参与这种贸易,通常是出于战略和军事上的目的,很少为贸易本身着想。而它干预的结果,对商人本身谈不上有利,只是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活动比较有利而已。如果你把这种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海陆丝绸之路当作是东亚文明对外输出的证据的话,那是完全搞错了。输出和输入是双向的,这个不假,但是输入和输出是不对等的。在所谓的大唐盛世,印度和中亚的东向输出明显是多于西向输出的。唐太宗和唐玄宗他们用的是什么?他们不再用自古以来黄帝内经时代传下来的道家医术,他们用印度婆罗门的医术。唐僧和中土的和尚跑到印度去取经。唐人的骑射技术从中亚引进。

历代唐朝皇帝都大力引进中亚的骑兵和雇佣兵,虽然被宋代和唐代后期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大夫骂得要死,但是从军事现实角度来看,这是他们唯一能够站得住脚的能战部队。安禄山虽然被后人骂得要死,但是如果没有他的话,唐人能不能够挡住契丹人那是很成问题的。张九龄之流的文人虽然可以谴责安禄山拥兵自重,但他换掉了安禄山的话,恐怕也要用高仙芝或者是哥舒翰这样的人去,而高仙芝和哥舒翰都不是汉人。让张九龄或者杜甫,或者杜甫最崇拜的房琯房宰相去,那他们能干什么呢?按照春秋的格式弄一批战车去(《旧唐书·房琯传》:“琯用春秋车战之法,以车二千乘,马步夹之。既战,贼顺风扬尘鼓噪,牛皆震骇,因缚刍纵火焚之,人畜挠败,为所伤杀者四万余人,存者数千而已。”),所谓“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杜甫《悲陈陶》),他们派出去的军队在安禄山的胡骑面前是不堪一击的。如果说唐代的中央政府相当愚蠢,那也是看跟谁比,他们也许相当愚蠢,但是肯定比当时和后代的文人士大夫还是要稍微聪明一点。让文人士大夫掌权的结果,就是像陈陶战役或者是诸如此类的结果。宋人不再引用中亚雇佣兵的结果,那就自然而然是靖康耻,战绩还不如卢龙节度使那样为数不多的少数藩兵。


▊丝绸之路

这些现象都说明了什么问题?海陆丝绸之路确实是文明交汇的一大成就,文明交汇确实是双向性的,但是文明的中心一般是在东地中海地区,向东的输出比向西的输出要多得多。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印度人和中亚人对道教有过任何反应,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唐宋以后的士大夫阶级是怎样的用禅宗思想和佛教教理改造儒家学说的。这一点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这个不对等关系跟近代以后东亚和西洋的不对等关系,也许程度上有差别,但是性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中心和边缘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首先突破,那么你就很容易在以后的突破中间抢占先机;如果引进的时间晚了一代或者几代,你就很容易在以后的突破中一步迟步步迟。这个规律确实是很难打破的。

如果你反对文明不平等的观点,一定要坚持东亚、印度和地中海东岸的核心文明是完全平等的,那样的话,我就要反问你一句,你肯不肯承认朝鲜和日本的文明,跟大唐的文明是同样古老而且完全平等?双方的输出和输入也是双向的。肯不肯承认印第安人和刚果的文明,跟东亚文明也是完全平等的?如果你认为前者都是不如大唐或东亚文明的,那你有什么理由非要认为自己跟肥沃新月地带的第一代文明是平起平坐的呢?如果要讲平等的话,我们就不应该虚伪地认为我们自己的文明比新几内亚的部落强多少,而应该承认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巫毒教的仪式跟孔庙的仪式一样的好,正如孔庙的仪式跟基督教和佛教的仪式一样的好。谢谢。



▊非洲巫毒教偶像

问:第一,政权更迭是否伴随人口结构变化?第二,现在能看到的家谱,编造的成分是不是很大?

阿姨:政权更迭跟人口更迭不一定重合,在这方面你不能参考朝代政治,有时候改朝换代不改变政权结构的,像是隋唐之间的交替就基本没有改变人口结构。隋炀帝和唐高祖是表兄弟关系。唐代隋朝跟西魏北周都是武川鲜卑军事集团的一部分,基本上他们之间的更替是同一统治层内部的更替。明清之间的更替呢,对十八省和关外各部族是不一样的。就十八省而言,清朝的宪法体制基本上就是万历年代的宪法体制。他们入关以后就明确要求恢复万历朝的户籍制度和赋税制度,以此来稳定十八省的结构。而且除了李自成和张献忠杀过一遍的地方以外,清朝没有造成明显的人口损失。这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唐甄这样的人就会说是,大清取天下之仁为历代所罕见的(《潜书·室语》:“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话完全不是胡扯的。之所以你能够嚷嚷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恰好就是因为江南人口绝大部分没有被杀掉,甚至是居于精英地位的士大夫阶级都没被杀掉。如果大清入关以后先搞一下土地改革,把所有的绅士都拉去游街然后枪毙掉,恐怕也就不会有人来写什么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东西了。其实你能够嚷嚷这件事情就本身说明征服者是相当仁慈的,如果征服者不够仁慈的话,根本就不会留下可以嚷嚷的人,至少不会留下可以嚷嚷的知识分子。

明朝的征服就比清朝的征服要残忍得多,朱元璋和陈友谅基本上是把两湖地区的人口洗荡殆尽了。证据就写在明初的大移民上面。山东、河北各地,北方各地经常都有所谓洪洞大槐树的传说,就是说,他们的祖先原来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人,朱元璋来了以后,命令他们离开山西,到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各地去。为什么朱元璋吃饱了撑的让他们去?答案是因为那些地方的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有很多侧面传说,例如常遇春在河北实行大屠杀的传说,像是红巾军造成的大红虫吃人的传说,陈友谅在两湖地区的人口动员技术,明初的江西填湖广的各种传说。现在两湖地区的居民,追溯家谱的话,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江西或者是吴越地区,宋代的两湖居民很少有残余了。河北、河南的居民,不是来自于山西的为数非常之少。而清代以后四川的居民大部分是湖广填四川的产物,明代以前的四川居民基本上被张献忠杀掉了。这就是人口替代和灭绝的部分。


▊中国历史上十四次大动乱前后人口统计

但是吴越地区,就是说自从五代十国到宋代,到元代,到清代确实是人口很少替代的。像扬州十日这样的情况是个例,是征服者为了惩罚顽强抵抗的少数人所采取的震慑行动。只要投降,一般是不会杀的。它的人口能够保存得比较完整,主要是因为带路党比较发达,也就是说当地的士大夫阶级非常懂得在任何征服者来临的时候及时投降,所以保全了当前的人口。真正的人口被洗荡的地区,比如说像四川,它比较像样的士大夫阶层,都是在嘉庆朝以后产生的。嘉庆朝以前,连像样的知识分子,连像样的地方志都没有。你要说张献忠到底杀了多少人,具体数字是不可能查清楚的,但是就凭它连士大夫阶级都产生不出来这个事实,就说明当地的社会已经遭到彻底摧毁,必须由新移民重建了。

至于那个家谱,一般来说除了孔子家谱这个极为罕见的例外以外,一般的家谱,超过明代中叶以前的,一般是捏造出来的。捏造的痕迹是很容易查对的,因为蛛丝马迹总会留下来,这些东西不仅包括普通人,而且包括很著名的士大夫阶级。因为捏造的方法总是攀附历史上的名人,比如说姓刘的可以攀附汉高祖刘邦,姓王的可以攀附什么尧王长子之类的东西。但是仔细一查的话,你马上就会发现无穷无尽的毛病。例如,有些人攀附姓王的,但是一查的话你可以发现,他们连太原王氏和琅琊王氏都分不清。琅琊王氏随着东晋南迁到了江南,太原王氏始终跟北朝合作留在太原,很有些人自称是太原王氏的后代,但又把王羲之算作他们的祖先,而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家。单凭这一点就可以判断他们家谱是假的。


▊王、张、刘三姓父系无关男性Y染色体 图片出自微博@polyhedron

另外还有很多具体的考据方法,但是这个要介绍起来就没完没了,我估计各位也不会有兴趣去听。但是我只说大致上的情况,大致上来讲,基层以上的情况,明朝中叶以前的家谱是假的。假的有两个来源,第一就是攀附历史上的名人这个简单的势利动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江南尤其重要,就是你的祖先很可能是山越人、苗瑶人或者诸如此类的山地蛮族。因为山地在动乱时期是一个避难所,平原地区的人口很容易被流寇和各种交战团体消灭干净,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上山去剿灭那些山地部落。而和平来临的时候,山地部落很容易下山占据平原的肥沃土地。而这些人很容易在自己发达了以后为自己找一个出处,把自己的祖先捏造成为以前汉朝唐朝宋朝被流放到当地的重要士大夫官员的后代,其实他们本来是粤人、苗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的后代。这种情况在湖南、四川、广东,总之是南方和西南各省尤其普遍。明清时期,这些省份比较著名的士大夫,仔细查他们的家谱,都可以查出他们的蛮夷出身。主要就是这两种因素。


问:孔子家谱有没有编造的可能?

阿姨:孔子家谱的主要问题就是,在金兵南下的时候,孔门的嫡系随着宋高宗一起南迁了,后来留下的一些人也自称是孔子的后代,到忽必烈的时候又冒出来,要求继承孔子的地位。后来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他决定承认忽必烈认可的那支孔子北宗,而不是认可跟着宋高宗南迁的孔子南宗。从血统上来讲,孔子南宗比较有可能是孔子的嫡系,而北宗则很可能是女真人、蒙古人出于偶然因素或出于政治考虑而掺杂进去的。


·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