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維吾爾語文的研究概況與評估

From Uyghurpedia- Uyghur Énsiklopédiyisi
Jump to: navigation, search

中國大陸維吾爾語文的研究概況與評估 張中復 編著


一、前言

二、民族語文政策影響下的研究開展

三、方言研究與規範化

四、文字改革與成效

五、整體研究評估(兼結論)

一、前言

維吾爾語是當代中國大陸重要的少數民族語言,也是新疆地區最有代表性的民族語言。維吾爾語的主要使用對象是維吾爾族,依據1990年大陸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結果,維吾爾族有7,207,024人,佔全新疆總人口數15,155,778人中的47%,並佔全大陸55個少數民族總人口數91,323,090人中的7%。 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新疆總人口數為18,459,511人。其中以維吾爾族最多,人口為8,345,622人;其次分別為漢族1,245,023人、哈薩克族1,245,023人、回族839,837人等。

有關當代維吾爾語的語言定位問題,依據大陸學界的區分,維吾爾語屬於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西匈語支。中國境內的突厥語族分為西匈語支與東匈語支兩個亞支。其中維吾爾語、哈薩克語、塔塔爾語、烏孜別克語、撒拉語等屬西匈語支;

柯爾克孜語、以及甘肅部份的裕固族(舊稱撒里畏兀、黃頭回鶻,即唐末西遷甘肅的回鶻的後裔,與維吾爾族保有一定的族屬關係)語言屬於東匈語支。一般論及維吾爾語的定位問題,也多從阿爾泰語系(Altaic language family)的發展與分佈著手。按阿爾泰語系與其同位階的漢藏語系(Sino – Tibetan language family )、南亞語系(Austroasiatic language family)、南島語系(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與印歐語系(Indo – European language family)等五個語系,共同建構出中國民族語言的整體內容。

不過,有關中國維吾爾語在整個世界突厥語言中的定位問題,西方學界所持的觀點較不同。以著名的突厥語言學家Karl H. Menges為例,他將維吾爾語定位在世界突厥語言中的中亞語族(Central Asiatic group)。該語族語言即是中國史籍中古代東突厥(Eastern Turkut)民族所使用語言的發展和延續。 無論如何,一般對維吾爾語的基本認知,除了是中國境內最主要的突厥系語言之外,突厥系語言在整個亞洲乃至於世界阿爾泰語系語言的使用範圍中,都佔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在當前世界上,其他著名的突厥語尚有西亞的土耳其語(Turkish)、亞塞拜然語(Azerbaijan);中亞的烏孜別克語(Uzbek與中國的烏孜別克語相同)、哈薩克語(Kazak與中國的哈薩克語相同)、吉爾吉斯語(Qirghiz即中國的柯爾克孜語)、土庫曼語(Turkmenian);前蘇聯境內的韃靼語(Tartar即中國的塔塔爾語)、巴什基爾語(Bashkir )、楚瓦什語(Chuvash)、雅庫特語(Yakut)、圖瓦語(Tuva)、諾蓋語(Noghai)、卡拉卡巴爾克語(Karakalpak)等。

有關突厥民族語言的研究,西方學界起步較早。尤其是近代以來德國與土耳其的關係十分密切,因此也使得德國學界在世界突厥語研究領域中取得重要的地位。此外,由於前蘇聯境內有著全世界種類最多的突厥語言和民族,加上傳統俄羅斯的東方學研究基礎,所以有關突厥語的研究成果亦相當豐富。至於近代中國的突厥語研究則起步甚晚,嚴格說來要到1949年中共建政後,隨著少數民族政策的推展與定型,民族語文才開始具備著施政考量和學術研究這兩種「互補性」的內涵。換句話說,大陸包括維吾爾語在內的少數民族語文的研究開展,基本上是明顯受到政策導向下的結果。

二、民族語文政策影響下的研究開展

大陸學界對維吾爾語的研究可追溯到50年代初期。當時中共為有效推動少數民族政策,對大陸地區的非漢民族進行社會、歷史和語言的大規模調查,以做為日後「民族識別」的基礎。其中,民族語文工作是民族工作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份。在這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在中共自身的評估中,不僅有助於促進少數民族固有文化的繼承和發揚,而且對少數民族運用自己已有的民族形式來發展文化和教育事業,具有重要的意義。

1954年,語言學者羅常培、傅懋勣在《中國語文》上發表〈國內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概況〉一文,已確知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有48種,其中便包括維吾爾語。在語言調查的同時,阿拉伯字母化的維吾爾文亦被歸屬在「拼音文字」的範疇之內。由此可知,維吾爾語文的定位,就如同維吾爾族的民族識別一樣,都是在50年代初中共剛建政之時,就已得到具體的結論,而並未衍生出定位或識別不明的後續發展。 由於此時少數民族事務已成為中共內政的一部份,尤其是在少數民族地區的行政、教育與法制等事項的推展已經成形,民族語文在政令宣導和安定局勢方面都有其迫切性。大陸自50年代起對維吾爾語的調查和研究,基本上是和當時對整個中國的突厥語言的全面了解和研究開展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這其中尤其是對新疆地區整體情勢的掌握和民族問題「馬列主義化」的背景息息相關。因此,中共便把培養少數民族語文幹部、建立民族語文的研究隊伍、以及規範民族語文政策發展等「基礎工業」,交給在研究基礎或地緣關係上較有發展空間的高等院校去執行。

早在1951年,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就成立了維吾爾語專業。當時著名的突厥語學家李森還出版《維吾爾讀本》,此為大陸學界正式整理並規範當代維吾爾語的濫觴。繼北大東語系之後,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蘭州的西北民族學院、新疆的新疆民族學院、新疆省幹部學校等院校先後設立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等語文專業,培養專修上述語文的人才。50至60年代又有新疆師範學院、新疆大學、喀什、和田、伊犁等師範專科學校,以即駐新疆的人民解放軍部隊的學校設立了培養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等語文人才的專修班。據大陸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王遠新的估計,大陸自195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所培養各族學習現代突厥語言和古代語言的畢業生已達三千多人。並且隨著突厥諸語言教學的展開,各單位編寫並累積許多教材和工具書,僅中央民院、西北民院和新大等院校所編寫的教材就多達百餘種。其中除前述李森的《維吾爾讀本》外,像是西北民院維文教研組所編的《維漢兩用詞匯初編》(西北民族學院編印,1954)、包爾漢的《維漢俄詞典》(民族出版社,1953)等,在當時都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一般說來,50到60年代初期,大陸的當代突厥語言的研究,其人力投入之多、成果與現實事務之間互動之廣,可說是過去所沒有的現象。其中由於事實上的需要,維吾爾語在整個大陸的突厥語言研究中,一直就扮演著帶頭者的角色。在此一奠定基礎的時期裡,國家重點式的高等院校和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單位(主要是師範院校),一同承擔維吾爾語的教研工作,其目標很明顯地是讓民族語文定格在政策性和務實性這兩個位階上。換句話說,像維吾爾語這種代表性的少數民族語文,雖然在30年代的西北地區已有萌芽式的起步研究, 但隨著50年代以來中共民族政策的全面性實施,維吾爾語的研究不僅要有學院式的傳統發展內涵,同時其更要與現況結合,以做為相關民族政策落實的有效後盾。

本文作者在1998年寒假訪問蘭州西北民族學院期間,曾數次與該校前漢語系維語專業主任劉文性教授面談。劉教授為50年代初西北民院維語專業畢業的漢族學生,他提到當時一畢業後,大多數維語專業生便分配至新疆工作。雖然物質條件有限,但「現學現賣」式的工作環境,不但對語文學習的要點得以掌握,同時對當時地方政策的推動也有實質的助益,可說是相得益彰。的確,這也說明了對大陸50年代以來少數民族語文研究成果的觀察,是不能僅以學院式的標準來衡量,而必須加上民族政策層面的思考與評估。

三、方言研究與規範化

維吾爾語雖然是新疆地區的主要民族語言,但由於新疆幅員遼闊,維吾爾族分佈範圍廣泛,加上歷史以及地緣條件等因素的影響,因此也使得維吾爾語的使用出現明顯的方言分化現象。有關方言的調查與研究,一向是大陸維吾爾語教研領域中的重點項目。一般普遍認為,當代維吾爾語可分為北疆的中心方言(烏魯木齊-伊犁方言),和南疆的羅布方言與和田方言等三大方言區。 而有研究指出,大概從18到19世紀開始,以新疆的北部方言為基礎,以烏魯木齊-伊犁的標準音來做為現代維吾爾語的標準語。

按大陸學界自50年代起,即對維吾爾語進行方言調查與整理的工作。在西方學界,尤其是俄國,對維吾爾語方言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前述南部方言群、北部方言群、羅布方言等三大方言區以及加上甘肅方言(即當今之撒拉語和西部裕固語)的區劃,即是蘇聯學者在上世紀40年代所定的結論。在這個基礎之上,50年代初,大陸學者一般大致認為維吾爾語應分為喀什、伊犁、吐魯番、和田、羅布等五種方言。1955年新疆民族語言調查隊開展工作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了解維語方言,研究並解決所謂的標準音問題。由於時間和人力有限,當時只在喀什、伊犁、吐魯番三個地區收集了17個調查點的材料。其調查成果反映在《新疆民族語言調查匯報》一書中。此一《匯報》認為,上述㈢個地區之間以及當時通行的書刊、廣播所使用的文學語言之間差別不大,可構成一個大方言區,即北部方言(後稱中心方言)。由於和田話和羅布話與文學語言差別較大,原來的五大方言可歸併為北部、和田、羅布三大方言,並否認了蘇聯學者關於西部裕固語、撒拉語屬維語方言的說法。1956年,新疆少數民族語言調查第六工作隊下分伊犁、哈密-吐魯番、庫車-阿克蘇、喀什、和田、羅布等六個組。分別深入各地進行歷時一年的調查,共搜集了53個調查點的材料。按這些資料後來雖然並沒有完全公開,但大陸學界對當代維吾爾的方言分化和實際使用的情形已有基礎性的掌握。其後雖仍有學者主張,和田、伊犁與喀什、哈密等地可歸入一個更大的方言即伊喀(伊犁、喀什)方言,與羅布方言並列。 但基本說來,北部(中心)、和田、羅布三大方言區的說法,四十多年來已成為大陸學界中的普遍共識。

從學理研究或語言政策等角度看來,現代維吾爾語的土語、方言的研究應是現代維吾爾語整個語言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份。大陸學界自50年代以來,在新疆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維語方言調查,搜集了大量的材料,並組成了一支基礎研究隊伍。但由於後續的方言調查和資料的整理工作未能持續與深入,使得大陸學界對維語方言的實際使用情形,無論是語音、詞彙和語法等方面,大多還停留在50年代的基礎上。這一點,在大陸學界自身的反思中多少也視為當代維語研究中的遺憾。 畢竟,語言的使用是人類文化展現的主要標緻現象,唯有動態性的掌握與持續的觀察,語言的使用情形才能展現其時代特色與文化內涵。五十年來,新疆的民族語言及其使用環境出現了重大的變化。隨著漢人移民的大量遷入,漢語以及混合語的現象已產生一定程度的擴散效應。 無論其影響為何,方言分化、中心語的使用成效、以及方言使用受外在環境衝擊所產生的變遷等,大陸學界若要對這些現象做更有效的理解,50年代以來所累積的調查基礎和投入的精神,至今仍然是有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四、文字改革與成效

如果就五十年來大陸學界對維吾爾語的研究過程加以分析,在與政府的民族語文政策的互動及配合上,最具有影響性和爭議性的成果,應該可以說是文字的改革及其相關措施。在中共的民族政策中,對於少數民族文字的使用一向都具有明顯的政治導向色彩。早在1951年,中共政務院便提出「在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內設民族語言文字研究指導委員會,指導和組織關於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幫助文字不完備的民族逐漸充實其文字。」在此前提下,政務院並於五年內先後對壯、布依、水、苗、瑤、彝、傣、慄僳、景頗、哈尼、佤、蒙古、維吾爾等民族的語言,進行了初步調查。並且在此基礎上逐步開展了幫助少數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的工作。

按50年代中共的少數民族語文政策的重點,正是建立在「幫助尚無文字的民族創立文字,幫助文字不完備的民族逐漸充實其文字」這兩個原則上。當代維吾爾文字係採的阿拉伯的使用。若從14世紀開始在中亞流行的察合台文算起,維吾爾族及其先民使用阿拉伯字母化的文字已有六、七百年的歷史。按此一阿拉伯字母化的拼音文字的採用,是和古代維吾爾族人皈依伊斯蘭教的歷史背景息息相關的,其過程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宗教影響下的文化變遷現象。不過,維吾爾語屬於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語言,其和閃含語系(Semitic-Hamitic Language Fami-

ly)阿拉伯語的發音原則之間,較難呈現高度吻合的情形。加上維吾爾族在伊斯蘭化的過程裡,大量的阿拉伯語、波斯語的詞彙變成維吾爾語的外來語部份,使得維吾爾語的語音和構詞系統出現較為分歧的狀況。

上述這些現象,雖然可以說是語言發展過程中的常態,但在50年代大陸民族語言學者的眼中,改革並規範當代維吾爾語,正和官方「幫助文字不完備的民族逐漸充實其文字」的政策相結合。前述著名的突厥語學者李森,於1953年時便提出維吾爾語必須予以改革的三點理由:

1. 維吾爾文到50年代還很明顯地沒有定型化;

2. 從鄂爾渾文到察合台文的這段時間裡,維吾爾文用過好幾套字母,現在維吾爾語言所用的並不是自古以來的字母,而且它不能完全解決目前所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並不是任何符號都不能解決的);

3. 阿拉伯字母綴字時字母中所用的「點兒」,每因稍微有點出入就造成嚴重的錯誤,不僅筆劃多且書寫時從右到左橫寫,很不方便,尤其是在書寫數學或者理化等科學公式以及樂譜時很不順手,這對文化的發展障礙特別多。

此處,李氏所列舉的理由固然具體,但他仍強調改革維吾爾文字須循序漸進。其中是否立即採用拉丁化或斯拉夫化字母抑或其他的拼音符號,來取代阿拉伯字母的維吾爾文字,對此李氏的態度較為保留。這方面他認為是要以實際需要,即「本民族人民大眾的意願和要求」決定。 這也就是說,即便要改變現有行之有年的阿拉伯文字母,其過程是必須考量社會的適應基礎與文化條件的吻合。

當中共統治新疆的局勢逐漸穩定後,隨著社會主義化政策的執行,新疆地方政府與當地在維吾爾族知識份子在著手改進老維吾爾文字母的同時,在整個政治環境的影響之下,就開始醞釀文字的改革問題。經過1955至1957年維吾爾語方言的調查,維吾爾族語文工作者進一步地探討文字改革的方向問題,否定了1956年新疆第一次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上提出的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的新文字字母,並根據大陸國務院批准的《關於少數民族文字方案中設計字母的幾項原則》,於1959年提出了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維吾爾新文字的草案。經過1959年新疆第二次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的醞釀,拉丁化的維吾爾新文字開始在小學試行。1964年《維吾爾新文字方案》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後經國務院批准,並於1965年1月公佈後正式在新疆全面推行拉丁化的維吾爾新文字。按新文字系統在剛開始推行之初,全新疆各地學習、使用的情形相當熱烈,一時普遍掀起用新文字取代老維吾爾文字母的風潮。不過隨著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民族語文工作陷入停頓階段,致使原訂繼續推行新文字的各項計畫未能實現。此一結果造成新文字用於大、中、小學教學和用於各類出版物的同時,又被迫恢復老維吾爾文字母。這種新、老兩種文字長時間並用的情況,形成了中、老年人繼續使用阿拉伯字母舊文字,青少年學習使用拉丁化的新文字的混亂局面。

一般說來,維吾爾新文字補足了舊文字所缺少的元音字母,筆劃簡單,書寫較為便利。它包括了32個單個字母,其中26個是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相形之下,蘇聯在1947年以拉丁化字母為基礎所創造的斯拉夫字母化的維吾爾新文字,其中就包括41個字母與兩個符號,其增添新字母的情形則較為明顯。

由於現實使用情形的成效有限,拉丁化的維吾爾新文字在新疆於1965年1月到1982年底,前後共使用了17年。1983年初,按《(新疆)自治區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推廣維吾爾、哈薩克老文字的決定》(1982年9月23日通過的〈1983〉44號文件)的內容,宣告維吾爾新文字停止使用,恢復從前以阿拉伯字母為基礎的老維吾爾文字。停用近二十年的老維吾爾文字開始重新推廣使用後,開始出現正字法使用何者正確的爭議。為了解決這類問題,新疆自治區政府的民族語文工作委員會於1983年4月經過廣泛討論,按現代維吾爾語文學語言音位學原理和文字傳統,制定了現代維吾爾語文學語言字母表。這個字母表,對維吾爾語文中表示ø( )、y( )等兩個字母做了補充,並重新排定字母表的順序,固定了字母的數目與形式。依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1983年9月23日的指示文件,以及關於1984年1月1日開始推廣使用的通告,全新疆開始廣泛使用此一文字系統。

五、整體研究評估(兼結論)

中共對少數民族語文進行研究與規範,一向是其推動民族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因為如要在民族地區實施社會主義改革與其他相關政策,在宣傳與執行的過程中就必須克服民族語言的障礙。可見,對於中共黨政體制欲支配少數民族、以求內部穩定的目的而言,掌控語文工具的政治實用性是最基本的工作。

1950年代初期,中共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的規劃下,進行了多次全大陸少數民族社會、語文與歷史的調查。此次調查範圍之廣、涉及民族之多,實為史上所罕見。此一全面深入與現況資料掌握的調查工作及其累積的成果,為中共的民族識別以及相關的民族工作奠定了推動基礎。在此情形之下,少數民族語文的使用、分類以及和其他語文間的互動關係,也在這次調查下獲取了一定的基本資料。這也就是說,無論當代人以何種眼光來評估大陸的民族語文政策,基本上它以一定的程度說來是建立在所謂的「實證」基礎上的。

整體說來,大陸的維吾爾語文研究是與少數民族政策息息相關的。雖然這方面的研究脫離不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扞格,同時在研究的發展上也曾經因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的出現而嚴重中斷。但大陸這種政策導向的維吾爾語文研究,也確實和民族事務、社會文化脈動之間產生了密切的結合關係,而不致淪為純學院式的封閉路線。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大陸的維吾爾語文研究隊伍中,維吾爾族籍的研究工作者佔有一定的比例,這在以往是沒有的。此外,從維文新字母推動的失敗過程中,可以發現,即使大陸極權體制在民族政策的推動下,處處展現其國家政府主導一切的強勢風格;但像語言文字這種根深柢固的文化現象,若想在短時間內因「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而欲將其改頭換面,其所遭遇的阻力,可能是建政不到五十年的中共政權所意料未及的。這一點,也可看出維吾爾民族文化的韌性是不容輕視的。